“在哪里看见她？”
“在，在小杂货铺门口。对，真是她。”
“好你个臭小子，把我们几个折腾到这里来，谎报军情。看我们回去怎么收拾你！”舅父气极了，对我说，“把钥匙交给我吧。火车也快到了，锁上门，没你的事了。走吧！”
我穿好衣服，离开林业家属区，还未忘了那新被新褥里的温馨气息。
张英夫妇都是山东人，新近在青州火车站的工棚结婚。虽然她的长相并不吸引人，但因和她丈夫的年纪悬殊十几岁，可能有些不情愿，所以，见到我们年轻人，总喜欢接近。这就引起他们老乡的疑心。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借房用房之事，被歪曲成奸情苟合了。十几年以后，我从劳改农场平反回来，在一个边远的林区养路班遇到她的丈夫杨文贵。他热情地领我到他的家去，见过他的妻子和孩子。孩子都很大了。我在他们家喝了水，没答应留下来吃午饭，也没提起那段不太愉快的往事。他因为严重摔伤，对往事好象不太记起了。他的妻子，显然老多了。无情岁月，岁月无情，这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
我是不是要在这山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呢？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请看第八章《燃情岁月》。
第八章燃情岁月
工作固定了，生活稳定了。胡振铎正当风华正茂的年月。是该成家立业了。但没有长辈的维护，谈何容易？几个对象都被人干预而化为泡影。在热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娶妻生子。生得一个女儿……
女儿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口号声中诞生，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当然新家庭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是……
1
从青州到潩洲的林区公路，由于人手多，将三百多人分成十二个班组，每班组25—28人。沿线工地几乎全部展开。收工的时候，从最远的工地一路集结下来，人头挤挤，蔚为壮观。
在山上指挥部路边，设立一排黑板，每月出版一期黑板报。组稿由福清人、工会干事陈自义负责。他将黑板取下一块，安放在他单人宿舍的黑板架子上，写写擦擦，两三天了，还未见一篇完整的稿子写在上面。我好奇地进屋看了看，他又放下粉笔，回到临窗的办公桌前，写写划划。看样子陈干事似乎很辛苦。我正要出去，被他叫住了。
“小胡，你会不会写粉笔字？”
“会一点。”
“能帮我把这篇稿子抄完吗？”
“我没时间。”我不喜欢他那种张扬的风度。记得一次我和思生一起路过他的房前，被他招呼进去（因为我们都说福州话），他先是拿出《闽北报》上刊登的、一篇不足十平方厘米的小文章，向我们吹嘘一番。我听着就觉得恶心。我此番进他的房间，本意是要看他笑话的，却被他缠住了。
“没时间？我可以跟杨队长说说，让你抽出两三天的工夫来帮我。你愿意吗？”
“你自己决定吧！”说完我就走了，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果然，第二天，杨队长派人通知我，让我去找他。杨队长告诉我，队里要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让我抽出几天时间，帮助陈干事准备材料。
这样一来，我只好去帮陈干事抄稿子了。那篇稿子不一会儿就抄完了。他就象难产的妇女一样，再也拿不出新的稿子，我只好等。
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小萧、思生谈起陈干事。包打听小萧早有定论：他是一个师范生，毕业后分配到山漈伐木场。在老家已经有了对象，还未成婚。虽然陈干事比我们年长几岁，但他很会打扮，头发油光可鉴。经常喜欢混入粉黛之间。所以，所谓的对象、未婚妻，无论在他自己，或是对方，都是一个未定数。
陈干事将写得半半拉拉的稿子扔在桌子上，时间已是晚间十点多了。好象写不下去了，黑板报又赶着出，我催他出稿，他就将一堆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的材料扔给我，让我去整理。他早已阿欠连天，急着上床睡了。我花了一个晚上时间，连摘编、带抄写，将四块黑板都弄好了。天色已经大明。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走出门外，张开双臂，伸了伸懒腰，总务武为己也从隔壁、他的房间兼卧室出来，和我一样张臂伸腰，对我说：
“小胡，我们都赚了一个晚上。”
“你也加班通宵吗？”
“是啊！我正在筹划职工代表大会的伙食安排，赶制一份报告给党支部、工程队审批呢！”
“是吗？”
这时，簇琴从她的住处出来，上厕所去，路过这里。她向我微笑招呼。返回时，绕道来到陈干事的宿舍，认真地望着黑板架上刚写好的黑板报，不由赞叹道：
“胡老师，这黑板报是你抄写的吗？”
“啊。”
“一个晚上写到天亮？”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你不是在跟老武说‘赚了一个晚上’吗？”
“这丫头！你真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
不久，陈思生离开了我们，被调到沙县水南的林业汽车运输队去。他过去有一点钳工基础，到那里去学修车，也在那里成婚安家。
职代会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我仍回班组去。
有一天中午收工时，簇琴和小吴两人抬着一根弯弯的、被火烧焦了树皮的木头，经过我们的工地。我们的班长也招呼大家收工。这时候，小吴打头，急急忙忙赶到我面前，向我招呼一声：“小胡”，立即将一张折叠得严严实实的字条塞进我的手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走去。
小吴他们再精明，也瞒不过我身边的人。有两个山东大哥立即靠近我，向我打起马虎：
“胡——”他们总是用轻轻的语调，这样亲切友好地称呼我，“谁给你的信，快打开来看看。”
“什么信，那有什么信？”我将字条塞进裤袋，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胡，你这小子，你当俺们都是瞎子啊！”
两个山东大哥假装要搜我的裤袋，我急了：
“就是有信，也不能给你们看。”
“这不就结了。不叫看，俺们当然不看了。可你不能骗俺们哪！”
我的脸，早就红到脖子根了。我急急忙忙扛起锄头，赶紧回到自己所住的工棚去。我躺到床上，从裤袋里取出那封信。我当然知道那是簇琴写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它。那是一张32开的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我想一定是从她弟弟那里得来的。只见那上面用清秀的字迹写着：
胡老师：
您好！
我再不能和你交朋友了。我爸爸妈妈已经觉察到了。他们都反对我们来往。我很为难。希望你不要灰心丧志，好好工作，将来一定会有比我更好的姑娘跟你的。因为你是个好同志。
祝
平安！
你的学生
张簇琴 上
1965年8月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从此以后，她不再喊我“胡老师”，见了面照样和我打招呼，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象我们之间，根本就不曾发生过什么事。只是对我的称呼改了，唤我“叔叔”。
我心里那个气呀，无法表达。我心想，你这个老古董，什么书记？年轻人交往有什么可指责的。我要写一封信，质问质问你。信写好了。趁着夜色，我穿过轨道，爬上山顶，来到他的窗前。他正在窗前的灯光下做着什么。我唤一声：“张书记”，他推开窗户，还没有看清我是谁，我就将信递给他，溜走了。自然是没有回音，永远也不会得到他的答复。
2
两个月后，我们三班的工地往里延伸，住处也迁移到临近青州纸厂桥头、铁路线旁边的一座闲置的民房里。三开间的民房让我们整修一番，变得十分合适。左开间打十几张床；右开间隔成三个单间，第一间为总务兼保管间，第二间作我们的仓库，第三间门向北开，作女工小郭的寝室（虽然她丈夫不在我们班组）；在小郭寝室的门前，搭上雨盖，支两口大灶，作为班组的伙房。小郭夫妇的小灶也支在这里。正厅打六张床，我就在正厅安歇。正厅以北、与伙房平行的是天井，便于采光。
小郭和她的丈夫老赵喜得贵子。小家伙虎头虎脑的，很逗人喜爱。小郭产假期间，从山东老家，将老赵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来，给嫂子看孩子，兼做一些家务活。
休息日，小郭在家，小赵有机会和我一起上山去拾榛子，就是一种很小的野生栗子。我把拾来的榛子都交给小赵，由她煮熟了，分给大家吃。小赵另外给我留了一小包，用她的小手帕包着，带在身上。那天，她和哥哥嫂嫂、我们大家一起去青州造纸厂毛竹搭盖的临时礼堂看电影。她找机会把榛子塞在我的怀里。
青州造纸厂是前苏联斯大林手里，援建我们中国的163项大型项目之一，完全是按照国家级企业来筹建的。1956年动工，已经建了部分车间、连接青州火车站的专用铁路、青州铁路桥及三陵柱形的塔式招待所，和一些前期的造纸设备。1959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祸及对中国的援建项目。将所有苏联专家都撤走，项目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我国因此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又遭受一次大劫难，独自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1965年，在经过几年的阵痛之后，我国自行设计的复建方案推出，青州造纸厂重新上马。一批工程队又在工地活跃起来。其中就有小萧儿时的玩伴，他未来的小舅子潘威也在内。
小萧已经不和我同一班组，但他经常去青州造纸厂，都要路过我们住处。给我们带来纸厂最新的文化活动信息。这一天周日去看慰问演出，也是小萧送来的消息。
山东是老根据地，经济不发达，群众的生活比较苦。据说在一次中央木材调剂会上，山东提出，中央分配的木材不够用。我们福建的叶飞则说，我们有的是木材，只是缺少人手去砍伐。双方因此达成协议，中央除按计划拨给山东的木材外，由福建另行支援若干。这部分木材，则由山东出人，来帮助福建砍伐。于是就有了一大批山东农民背井离乡来到福建山区。沙县等地为此筹建了若干大型的伐木场，老赵他们都是1958年前后来到福建的采伐工。
小赵正名叫田凤，是老赵的继母所生。她还有一个姐姐，和老赵是同胞手足。
小赵除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