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三四个床位。我们三个在临街一间的二楼。还有的住进县政府的招待所。
我们住下之后，在整理物件时，有人将吃不了的面包（台江区委送的，当时最普通的五分钱一块的面包），趁着清晨行人稀少之时，从窗口扔出去。实在凑巧，扔出去的面包正好砸着行人，招来沙县方言的痛骂声：“四斤半（神经病）啊！”
我们探出头去，一面不住地道歉，一面傻笑。不知道什么叫“四斤半”。
县委在政府礼堂为我们召开欢迎会。会议结束前，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宣布我们在县城三天的活动议程。
三天其间，每餐都是好饭好菜伺候：早餐是稀饭、小馒头、油条、花生仁、豆腐、酱菜；午餐十菜二汤；晚餐六菜一汤，主食肉包或炒面。白天游览城区，晚上都有一场电影。天天宴会，天天欢乐，真把我们宠坏了。
第四天，吃过早餐之后，让我们到西门的汽车站集合，包了两部客车，向富口至官庄方向进发。汽车在盘山公路上吃力地盘旋，3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小时，终于来到我们的去处：桂口农场。
那是经过重新粉刷的捣土墙的单层平房，双排对开门，中间隔着走廊。前排面临场内道路，后排紧靠山墙。当大茅草旺盛的时候，将手伸出后窗，甚至可以掐到它的叶尖。房间还算宽敞，三个人一间。三张略宽的单人床摆下，还有不少空间。我所住的一间在后排。农村天黑得早，一入夜，只有上床休息。我们后排见到阳光也迟。因此，林文澍风趣地说：
“我们每天都在看两部电影：早晨看《云雾山中》，晚上看《寂静的山林》”
我们男同胞倒是有说有笑、超然洒脱。女同胞就不同了，一到天黑，后山的野鸡、稻田的青蛙、以及房前屋后瓦砾碎石间的蟋蟀等的鸣叫声，都能让她们惊出一身冷汗。有一天早晨，一个女同胞在走廊上发现一只醉晕晕的半死老鼠，惊叫声把整座平房的男男女女都吵醒起来。
在我们93个上山下乡的社会青年当中，有两对夫妻。他们各住一间房，过着脱离城市尘嚣的隐居生活。
一个久居城市的人，突然来到闽北山区云罩雾障的山村，心里的失落与惆怅，
是难以言述的。在附近几十公里的方圆之内，仅仅住着我们这一群城市人。不过，在我们到来之前，还有30多个是早期移民，住在我们的后方，因农场的设立，而被划为农场职工的。有的是本县的，也有外省的游民。
在我们这一批人中，安心在这里务农的，恐怕不会有吧。但也有极少数的，居然在这里成家立业起来。其中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女孩，禁不起老职工中的兄弟俩中的弟弟的诱惑，趁着热恋发生了性关系，从而成了夫妻。
政府为了照顾我们初来乍到，每月给我们一定的补贴。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每月八元；有高中毕业证书的，每月十二元，实行一年。这算是给我们的零花钱。伙食费由财务申报，拨给司务长安排。这项补贴，后来延续了一年。我们划分成几个小队，由老职工带领我们上山开荒（政府按亩拨给开荒经费）。
书记、场长、会计、出纳、事务长，他们在县城里都有的自己的房子和家室，只把农场当作他们的客栈和饭店。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乘班车来这里“上班”，星期日全日在家。有时还以各种借口不来农场。因此，我们有什么事需要向领导反映，并不方便。
司务长姓尹，40多岁，娶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美貌的妻子。他的妻子刚分娩不久，生个小女孩。尹司务长倒是经常在场部上班，食堂里有时也邀我帮忙，因此，我有机会进城去他家里，见到他的娇妻。他们夫妻相敬如宾，接待客人也很礼貌。看不出他们老夫少妻有什么隔阂。因此也不便打听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夫妻。倒是听说有个县委书记是南下干部，住在一个女中学生家里。女中学生家境很困难，为了完成学业，十八九岁的姑娘，只好屈就嫁给她这个四十几岁的半大老头。司务长是不是也有这些因素在内，不得而知。不过，长有一只尖尖的鼻子，时常面带微笑的尹司务长，我倒是很乐意和他接近。
离我们农场最近的村子，也要走三四里路。我们买一包卷烟、一盒火柴、一支蜡烛，都要到这个村子去。每月发了补贴费，三五成群地往小村子跑，没过一个星期，补贴费就花得光光了。起先，场里还供应我们电灯，灯泡坏了也给调换。后来交不起电费，就要我们自己买蜡烛了。
有人买了一些需要煮食的食物，就在住房的走廊里，靠墙边用三块石头，支个“灶”，用搪瓷面盆作锅，烟烧火燎地把个粉刷的墙熏成灰黑色。书记、场长从来没来过问我们的疾苦，倒是会计来看过一回，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走了。
开荒结束了。县里再没有拨款下来。荒地开得效果如何，只有天知、地知、我们自己知道。现在开始统统下田。我们必须学会各种农活，然后按劳评给工分，从农作物的收成中折价计给工资，以后就要靠种地谋生了。
有人扛着锄头、砍刀（劈田埂草的大刀），高高举起，甚至故意把它弄坏，借着修理，延时度日地磨洋工，口里还高喊着：“中国制造，中国制造！”
两年补贴期又满了，伙食费也要自己交了。一些大龄青年开始找书记、场长理论。但是他们各自在县城的家又打听不到。在场里等待，他们又不常来“上班”，有人干脆在马路上干等。因为每天从县城经过农场去夏茂的班车只有一班，所以，你只要每天上午九点钟左右耐心等在路口，他就是插翅也难逃过，一下车就能逮个正着。
这一天，果然被我们“守株待兔”地等到了。
郭支书一下车，就被我们包围个水泄不通。大家把他簇拥到上二楼他的办公室去，逼他坐下谈判。你一言我一语，不知道听谁的好。
郭书记说：“你们一个一个地来，好不好？我好作笔记，将你们的要求向县里反映，尽量解决你们的困难。”
“说话算数？”不知谁冒出这么一句。
“算数！”郭书记斩钉截铁地说，“要不，我这个书记就不当了！”
“好！一言为定。但你必须答应我们两个条件：第一，让县劳动局给我们另行安排工作；第二，在未另排工作之前，我们所用的伙食一律报销。”
这两个谈判条件，不知是谁拟定的，总之，我没参加。
“行，行，行！”郭书记不知用的是缓兵之计，还是金蝉脱壳之计，他答应得过于干脆，倒使我们有些担心。
和郭书记搭档的场长姓张。他们的前任都已调离，就是去福州接我们的陈书记他们。张场长是退伍军人，浙江人。夫妻俩住在办公楼的楼下左边第一二两间。妻子还穿着部队的老棉袄，正在呵护他们的第一个小宝宝。我可喜欢这个小宝宝了，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一逗一笑。每次我路过那里，都要将他从轿椅子里提出来，抱着转上几圈。他们夫妻俩很好接近。所以，我总喜欢到他们的家里坐坐。是“老乡见老乡”也罢，“他乡遇故知”也罢，总之，我们在一起坐下，就会有话可说。从我们的闲谈中，知道嫂夫人本来也有正当的工作，只因怀有身孕，张场长怕她累着，让她“下了岗”，在家“相夫教子”。
不要光说不安心工作的，安心的也有。那就是林远溪。他四十多岁了，还未娶妻，五官不怎么配搭，又加上带有皮肤病，脑壳上半秃不秃的头发，不怎么招人喜欢。他也不爱和我们合群。不过，他倒是经常往老职工的住区跑。其中有一家人是湖北籍。老湖北很晚结婚，六十多岁了，才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老湖北的女儿虽不经化妆，倒也“浓妆淡抹总相宜”。她每天早上系一条掩胸的吊带围裙，赶着二百来只鸭子，从我们住区旁的大道出去，傍晚再经此道返回，每天都能和我们见面两次。她平日不苟言笑，久而久之，见了面也会裂裂嘴，算是向我们打了招呼。
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有这么一根嫩枝可以攀附哩！倒是远溪“先生”与老湖北达成了协议，愿意做老丈人的上门女婿，将来为老人养老送终。当我们捧着远溪分给的喜糖时，真正是大出意料。
2
农场的背后有一条小溪。赤着脚丫，行走在光滑且沾有淤泥的鹅卵石上，要十分地小心翼翼，否则就会摔个仰巴叉。有人差一点失足，大家赶紧手挽手地互相帮携着走。这里虽然不是旅游景区，但我们都有一种完完全全回归自然的感觉。这是在任何景点都感觉不到的。趟过清澈见底的小溪，走过一段穿林的小路，就到了漈口，那里有供销社的营业网点、分销处。早期上山的闽侯籍青年、省劳动模范陈奋祥，就在这里发迹。
每月发补贴费后的日子，我们都会成群结队地往周边的村子跑。到了农家，我们就地向农民购买蕃薯什么的，请大婶、大嫂帮我们煮熟，就地进餐。记得穿过富口附近的一个山峡，里面别有洞天，又是一大片的稻田和村落。有的农民专门加工大米粉，当然不是现在的个体户。他们都是为供销社代加工的农户。不过，我们向他们买一点现煮现吃，还是允许的。
北方农村时兴赶集，我们福建称作赶墟。墟日都按农历规定。各个集镇的墟日错开，无形中给一些人提供了专业赶墟的方便。
地里的活没兴趣干，有钱时就去富口赶墟，或者干脆进县城。我们到处跑跑颠颠，倒象是周游四方的徐霞客了。
有一次去富口赶墟，看见一个坐在麻袋上的瘫子。我们看他可怜，都给他面前的小盆子里投硬币。
集市的时间都不太长，一般到了下午两、三点，买卖双方都陆陆续续地走了，街上的人也稀少了。我们四五个从供销社的点心店出来，发现那个瘫子乞丐已经站立起来。他将麻袋叠好，夹在胳肢窝底下，残疾的腿脚也恢复正常。他刚要迈步往公路上走。正好被我们撞着了。我们交头接耳：原来是个骗子！我们一窝蜂拥到他跟前，吓唬他：
“喂，你好潇洒呀！刚才看在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