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外婆说：‘我在吃炒蚕豆哪！’……”
“我知道了。”我说。
吴阿姨说：“你都知道了，就不用我再说了。我只有这么一个故事。”
我仍然缠着她，要听她自己的故事。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渐渐沉浸在痛苦往事的回忆里：
二十一年前的一个夜晚，在福州北街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在昏黄的街灯下，踯躅着一个神色慌张的年轻姑娘。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用包袱包裹着，已经睡着了。她走到一个深邃的门洞边，止住了脚步，借着微弱的灯光，再一次端详着无知婴儿的脸庞。她犹豫了。这是她在婴儿出生后几十次犹豫中的最后一次。她狠了狠心，将包裹婴儿的包袱盖好，放在门洞里，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那里里。
“哇——”婴儿哭了。哭得她母亲牵肠挂肚。婴儿好象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被遗弃的命运似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姑娘站住了，又往回走。她把婴儿重新抱起来，解开胸襟，露出丰乳，将乳头塞进婴儿的嘴里。婴儿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甘甜的乳汁，能听见她吞咽时的咕咕声。姑娘心里默默地说：“喝吧，喝吧！喝得足足的，饱饱的，哪怕将妈妈的血都吸出来。”她打开遮掩孩子脸庞的包袱的一角，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婴儿稚嫩的脸，嘴里嗫嚅着，以极低的，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清的声音，对孩子说：
“孩子，原谅妈妈吧！为了你可怜的外公、外婆，为了你多病的爸爸，妈妈得去做工啊！妈妈没有能力抚养你。你就耐心地等待吧。等着好心的人经过这里，再哭吧！”
这个女婴，就是吴阿姨。
第二天，育婴堂打开大门，嬷嬷抱起这个已经哭哑了嗓子的孩子，进去了。小梅玉和许多被遗弃的婴儿一样，命运的前方，有许多未知的世界，在等着她。
小梅玉在育婴堂呆了两三个月，一场霍乱疫情流行，她也是未能幸免。在她奄奄一息之时，被育婴堂当作死婴抛弃在后山上。一对拾荒的老夫妇发现了，抱回来抚养。
老夫妇当年五十多岁了。他们曾经生养了两男一女，因为贫病交加，没能养活成人。当他们来到后山时，听到小梅玉微弱的哭声，如获至宝。将她抱回来，对她精心护理。想不到小梅玉竟然命不该绝，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老俩口每天乐颠颠的，每当听到小梅玉的笑声，就会高兴地互相道贺：
“老头子，真是老天可怜，送给我们一个孩子。”
“老太太，老天爷怜悯我们，给我们送姑娘来啦！”
小梅玉和老爷爷、老奶奶相依为命十几年。后来，老倆口相继去世，刚满十一岁的小梅玉，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流落街头。终于有一天，她昏倒在街旁，被好心人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的几年中，她慢慢长大，上了学。小学毕业后，就留在孤儿院当了保育员。因为她自己出身贫苦，所以也特别疼爱这些和她相似命运的孩子。
吴阿姨的自述，让我流了一脸的泪水。我搂紧吴阿姨的脖子，将渍满泪水的脸贴着她的脸，感谢她选择了这个舍己助人的职业，将我当作自己的兄弟、子女的真挚情感。吴阿姨也紧紧地抱住我，将她的脸紧贴我的脸，将她的泪水融在我的泪水里。
在吴阿姨的精心护理下，第三天我就“出院”了。
3
孤儿院新来一位教导员，三十岁左右。不知道他是不是安徽人，只记得那一天，他把我们三百多个儿童集中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和我们见面认识。跟我们讲安徽人把鞋子称作“孩子”的笑话。他说，一个安徽人上公共汽车时，把鞋子给挤掉了。他大声呼叫；“孩子，孩子，我的孩子掉了。”司机停了车，他下车拾起鞋子，穿上脚。人们问他：“你的孩子呢？”他把鞋子又脱下来，说：“在这里。”说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新年快到了，国家准备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李教导员接着就教我们唱一首歌。想不到教导员也会教唱歌。
歌词是这样的：
嘿啦啦啦，嘿啦啦啦，
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锣鼓声中新年到，
唱歌跳舞不分老和少。
歌声响，红旗飘，
太阳当空照。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多么幸福。嘿！多么骄傲！
嘿，嘿，同志们哪！
一九五三年任务大呀，
为了把生活水平来提高，
为了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我们有决心，我们准备好，
我们有决心，我们准备好，
迎接祖国的建设高潮！
李教导员是个多才多艺的老师。冬天到了，孤儿院买来一批新的绒衣（俗称卫生衣），要在绒衣的胸前和背后，分别印上“儿童教养院”五个字和阿拉伯数字。他亲自刻写的美术字，工整有力，刻得真好。
当时，我正在上五年级，教室在文虎楼正南门登楼后的南面第一间。也不知道哪个同学，探到李教导员和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林昭英恋爱的消息。在黑板上写了“李教导——林老师授精典礼”。这是从自然课里，植物的“雌雄花粉授精”那一段剽窃来的。昭英老师就要来上课了。她刚从楼梯的拐角处露头，到我们教室至少还要一分多钟，一个同学立即奔到黑板前，飞快擦掉那一行字，然后从容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授精典礼”没有结局。到我高小毕业，离开孤儿院之前，始终没有见到昭英老师结婚。
到了六年级，教室移到五年级的对面。窗户向北打开，可以俯瞰院落的北半部分：病号房、员工饭厅、大饭厅、大伙房、秋千架、鱼塘和猪圈。两棵龙眼树也在目光之内。
每年到了龙眼、“滚斗”成熟季节，在孩子们的饭桌上，都会有一碗果实让我们分享。七月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之日，则由伙房购买蚕豆，煮熟了分给大家。因此有人编了小调，这样唱道：
七月七夕分蚕豆，
分蚕豆，
每人都分一碗，
每人都分一碗，
真好吃，真好吃！
孤儿院随着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要求，名称也改来改去。她曾经称为“福州市儿童工读学校”，但是孩子太小，连童工的年龄都达不到。虽然也整理了一个织造车间，还是由几名年轻的员工去上班，后来不了了之。后来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管理方式，又改名为“福州市儿童教养院”。我高小毕业时，所发的毕业证书，就是以福州市儿童教养院和院长魏淑珍的名义签署的。
文虎楼的南面、木瓜树和“滚斗”树北的过道边，竖立一排黑板，有四块，那是孤儿院的板报栏。刊头的“板报”二字，曾经由李教导员书写。后来由我摹仿。
在我上六年级时，昭英老师和她的姐姐，已经搬到医疗室隔壁居住。姐妹俩合住一个大间。昭英老师担任黑板报的编辑兼撰稿人。黑板报每月出版两期。由我负责抄写，苏林茂负责插图。起初，我抄写稿件是用楷书，写得很慢。有一次，我们在医疗室外的走廊上出版的时候，李教导员路过。他在旁边认真地看了很久，然后接过我手中的粉笔，教我写长宋体。他写得又快又好，并教我书写的秘诀。后来，我就可以用两种以上的字体，来编排黑板报了。有的则从《中国少年报》上学习。苏林茂同学的绘画功底很深，戴八角帽的毛主席像，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画出来。
出版黑板报，都是利用课余时间。为了赶版期，我们经常放弃早操、早读、午休、饭前排队等时间。有时晚上还加班到九点多、十点，熄灯以后。老师为了我们二人合作方便，又不影响别人，将我们俩调在一个床位，同睡一个下铺。
少年儿童队的黑板报，也是四版，竖在大樟树以西的花圃边上。面对传达室，由少年儿童队大队长阮家琛负责。在少年儿童队黑板报出版的时候，我路过那里，很想上去帮忙，但我还不是少年儿童队队员。看着少年儿童队在礼堂里举行庄严的大队活动仪式，我羡慕极了。我约同林茂同学，一起到办公室找昭英老师。昭英老师把我们介绍给她的姐姐——大队总辅导员。总辅导员问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少年儿童队？问得我耳朵红到脖子根。看着我们俩个着急的样子，她拿出两张申请书，交给我们填写。1953年3月2日，我和苏林茂同学，同一批加入中国少年儿童队，成了她光荣的一员。在礼堂举行的授巾典礼上，林昭英老师亲自给我佩上鲜艳的红领巾。她是我们六年级中队的辅导员。
现在，我也有资格唱《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了。那是郭沫若老先生写的歌词：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
继承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
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
跟着毛泽东！
晚上熄灯以后，我迟迟舍不得解下红领巾。直到大家都入睡了，同床的林茂同学，也解下红领巾上床了，我才依依不舍地解下它。第二天醒来，穿好衣裳，整理好被褥，拿起红领巾，竟不知道怎样系了。问林茂，他也没掌握。还是林茂去找他的哥哥苏林翰，一遍一遍地教我们，才学会了打结。
大队长阮家琛同学不但会出黑板报，还会放广播。因此，我们会经常听到高音喇叭里播放的少先队有关歌曲。我也时常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脚步轻快许多。
时刻准备着
红领巾，胸前飘，
少年先锋志气豪，
红领巾，胸前飘，
少年先锋志气豪。
时刻准备着，
为国立功劳。
时刻准备着，
为国立功劳。
红领巾之歌
鲜艳的红领巾红又红，
红又红呀红又红；
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儿童，
好儿童呀好儿童。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无限勇敢，无限忠诚。
…………
4
1954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前，新的服装发下来了。男孩子是白龙头布衬衫、蓝长裤：女孩子是白龙头布衬衫、蓝裙子。龙头布有一个好处，纯棉纱，经久耐穿，越洗越白。老同学一般都有两三套，去年的没穿坏，今年的又发下来了。当时，老百姓的生活都还不富裕，学校也没有强调给孩子做校服，唯有我们孤儿院的孩子，能够着装整齐，让世人羡慕。
六一节那一天，我们集合起队伍，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