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板，你给杯茶水，让这孩子清清肠胃。他刚才晕倒了，吐了一地。”
陈老板也是古道热肠的人。他递出一杯茶水，大婶使劲吹了几吹，让茶水凉一凉，然后用一只手臂扶起我，另一只手端着杯子，给我喂茶。我喝完了茶，大婶松开手臂，仍将我安放在会客椅上，让我躺着。她用手掌抚摸我的胸腹，给我理理肠胃，舒服极了。
看着我完全恢复了，外面传来了热情的话语：“依弟，你撒了的大米都给你收拾起来了。裂开的口袋正在盐店嫂子那里缝补呢！你好了吗？我们带你去。”于是那位大婶扶着我，跟随说话的大婶，一起到盐店去。
口袋缝好了。盐店嫂子给线头打了个结，用牙齿咬断，将米袋抱起掂了掂，面露难色的说：
“依弟，这袋米至少有40斤吧。你这么小，又昏倒过，还能背回家吗？”
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点点头。
还是那位扶我喝茶的大婶，她想出了好办法。她说：
“让我去洗衣店跟陈老板商议吧！跟他要五百元钱，给孩子作车费。从这里到大桥头乘车一个站，下了车，离小桥头横街也近多了。”
“对，我这里生意也不好，还是求陈老板吧！”盐店嫂子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盐店嫂子扛起米袋，和大婶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回到洗衣店去。大婶先放开我的手，径直进店，单刀直入地找陈老板：
“陈老板，你好人做到底，送给依弟五百元车费吧，让他乘一站车，好早点回到家。”
陈老板二话不说，拉开抽屉，取出五百元纸币，交在大婶手里。他看看我苍白的脸色，不放心地说：
“阿婶，孩子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帮忙送他上车。”
“知道了。”大婶和盐店嫂子异口同声地说。
盐店嫂子依旧扛起米袋，和大婶仍然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来到对面十锦祠站牌下，耐心等待并不常来的公共汽车。
“到了，到了，车到了！”总有热心肠的人给我们通报消息。从三叉街发来的公共汽车到了。
车停在我们脚边。没有人下车，因为车子才走一个站。车厢里的人满满当当的。那是一种车后背着一只竖立炭炉的蒸汽汽车。车况很差，刚走一个站就抛锚了。司机下了驾驶室，来到车后，用铁钎子捅捅木炭炉，使火燃得旺一些，再跑到车头，用钢摇柄穿入车鼻子，使劲摇动，汽车再一次启动起来。司机上车，准备继续前行。大婶飞快跑到车前，张开双臂拦住车子，大声喊叫：
“师傅，师傅，开开门。千万开开门，把这个小依弟带走。”
司机并没有理会。大婶跑到驾驶室边，大声对司机述说我的经过，目的也让车里的人听见。车门开了。连门口的台阶也站满了人，几乎没有插足的余地。又是这位大婶，她咋咋乎乎、不依不饶地，用手去拨弄乘客的小腿肚，说：
“往后站站，往后站站，就一个小孩子，大家挤一挤，再挤一挤，只上一个小孩子。”
“是啊！这孩子怪可怜的。”
“大家挤一挤，让他上车吧！”
…………
站牌旁的妇女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替我说情。车内慢慢地有些松动，台阶上渐渐空出一点地方。盐店大嫂扶我上了车，又把米袋放在我的脚旁。看着车门关上、车子启动，她们仍久久地不愿离去，在默默地祈求上苍，为我祝福，愿我一路平安。
大桥车站到了。车子骤然停下，里面的人往外拥。我个子小，正蹲下去准备提米袋，门一开，就被下车的人群挤倒了。有两三个人从我身边下了车，险些踏上我的后背。靠近门边的一个年轻人立即张开双臂、双腿，堵住车门，大声说：
“等等下车，后面的不要挤了，依弟摔倒了。”
有人说：“叫警察，快叫警察。”
嗓门大的就高声喊：“警察——，快来呀！”
警察的值班亭就设在大桥东、江边的围栏内，一呼即可听到。两三个警察赶过来了。领先的一个问：
“谁，谁跌倒了？”
“这个小孩，还有他的米袋。”把门的年轻人说。
一个警察将我扶起，另一个帮我提起米袋。他们回头对车里的人说；
“好了。可以下车了。”
我们离开汽车后，车里恢复了平静。该下的下，该上的上。不一会儿，车子拖着沉重的喘息声，走了。
我跟随警察来到长长的值班亭里。一个警察立即给我一杯温茶，待我恢复神志后，开始打听我的来来去去。我一一告诉他们。几个警察交换了意见，决定由一个警察帮我背米，送我回家。
我们到了池乾弄和横街巷的交叉路口，下来是一段斜坡。警察问我到了没有。我指着最近的一盏路灯，说：
“电线杆边的那一道门，就是我的家。”
到了家门口，警察把米袋搁在水泥台阶上，开始敲门。没有回应。又敲了两遍，楼上才传来舅父的声音：
“谁呀？”
警察示意我回答。
“是我呀！”
舅父说：“是振铎，振铎回来了。”
舅母的声音：“这么晚才回来？去了整整一天了。”
舅父下楼了，木屐的声音从楼上一直敲到楼下，穿过小弄，经过正厅，来到大门边。舅父拉开门闩，打开大门，还留住半截的矮门，看见警察，心里起疑：
“同志——，怎么回事？”
“噢，是这样，”警察说，“你外甥扛着米袋乘车到大桥头，从车上摔下来了。我们看他的脸色不太好，又要扛这么重的米，怕他路上再出什么事，就把他送回来了。”
“那，谢谢啦！谢谢警察同志。”
“不用谢了。只是这么远的路，这么重的活，本该大人做的事，怎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做呢？”
“我们大人都没空，没办法。”舅父陪着小心。
“那好，我走啦！以后要注意，别让小孩子出远门。”
“是，是。我们一定，一定注意。”
“再见！”警察告别。
“再见。”舅父如骨鲠喉，向警察招招手。
说了这么多的话，舅父始终没有打开矮门，我和警察一直站在门外。警察走了之后，舅父才打开半截门，提起米袋，径直上楼去了。我跟着进家，拉好矮门，掩上大门，拴好门闩。我回到楼下灶间的卧床边，肚子不知道是第几次发出警告了。
舅父回到楼上，将大米“哗”的一声倒进米缸去，好象忽然想起似的：
“还没吃晚饭吧！缽子里还有冷稀饭，将就着吃吧！”
我点燃煤油灯，打出缽子里的冷稀饭，调些酱油，囫囵几口吞了。打了一盆冷水，洗了赤裸的脚，上床睡了。因为过于疲劳，很快就睡着了。
那时候没钱买鞋，我白天都是打赤脚。到了临睡前才洗脚，穿上舅父自己用木板砍制出来的木屐，上床睡觉。这习惯一直保持到上初中，学校发给我一双力士鞋为止。
第二天清晨即起，仍旧纺纱。
3
在街坊邻里的舆论压力下，舅父领我去附近的三山小学。见了校长许瑞英。许校长带我到老师办公室，找三年级老师要了语、算两份半期考的试券，让我进行摸底测试。等我做完，立即评分。校长当即决定收下我。因为已经过半学期，校长不收我的学杂费。到了四年级，舅父仍不替我交学杂费，连课本、簿籍也由校长掏腰包。
为了不耽误做工，舅母每天凌晨三点半，披衣来到我的床边，揪住我的耳朵，使劲拽醒我，叫我起来纺纱。我要花四个小时，纺完一板纬纱只，大约50粒，才能吃早饭去上学。中午、下午放学后，除了快快地吃饭之外，都是纺纱。晚上至少九点半，最迟十点多，才能上床。第二天又是三点半起床。
我既没有时间温习功课，也没有时间做作业。不多的作业，就在课间的点滴时间做。我的功课，全靠上课认真听讲。上课的时候，我几乎是瞪着眼睛望着老师，恐怕漏掉一点一滴。所以，在全班近50名同学中，不管是半期考试、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在第二到第六名之间。
有一天凌晨，舅母自己睡过了头。当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四点半了。她立即披一件上衣，下身只穿裤衩，露出皙白的双腿，跂了皮拖鞋，急急忙忙来到我床边，特别使劲地揪我的耳朵。我被痛醒了。虽然今天多睡了一个小时，但对平时缺眠多多的我来说，这一小时仍然于事无补。所以，耳朵被揪得特疼，仍然似醒非醒，睡眼朦胧。我连连打了几个阿欠，穿衣下床，拖上木屐，巴哒巴哒地下楼。
木屐的巴哒声把舅母吵烦了。她在床上大声阿斥我：
“把木屐脱了！白天还想穿呀？”
我把木屐脱了，放在楼梯的起步处，赤足去纺纱。
这一天紧追慢赶，到完成定额，已经八点以过。舅母起来了，吃过了早饭。来到我身边。说：“别吃早饭了。快上学去吧！”
我立即背起书包（那是“奶奶”用舅父提供的薄毛毯布，在手摇缝纫机上扎出来的），急急忙忙上学。
一到教室，我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其实并没有睡着，只是又饥又饿，乏力虚脱罢了。老师讲的课，我都听着。想坐起来，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听老师对我的同桌说：
“你推推胡振铎同学，叫他别睡了。注意听课。”
同桌推了我几次，我实在打不起精神，试着直起腰，又趴下了。老师不再催我的同桌，说：“算了吧！下课后，你想办法把他弄到我的办公室来。”
下课后，同学们都出去了。同桌费劲地弄醒我，我跟他一起到办公室去。
寄人篱下的日子里，我很少说话。心里有事时，更是惜字如金，轻易不开口。老师想了解我的情况，只能由她“出题”，我来“选择”。
老师问我“是不是舅母打你了”，“是不是昨晚没睡好”，“是不是今天起得太早了”……最后问到“是不是没吃早饭”？我终于点了点头。这许多问题都很实际，但我只能在多项中，择优选一。
老师听说我没吃早饭，立即掏出一千元人民币，交给我的同桌：
“去，快去巷子口，买两个大包子回来。要热的。”
同桌接了钱，飞快跑出去。老师推过一张椅子，让我坐下。说：
“歇歇吧！待回儿吃了包子，还要上课呢！”
我刚坐下不久，同桌已经气喘嘘嘘地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