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的啦，有问题也可以申诉嘛……”
A不停的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进行着安抚。他的安抚，他口中传达的沈芳的态度，让我找到了留下来的借口。其实，或许我本就没打算放弃这个实惠。一份不错的工作，一条前景看好的路，对于内心充满了对金钱渴望的我而言，面子和尊严，似乎根本不足以成为让我撒手的理由。
不过，由于性格和观念上的惯性，我还是给沈芳发了一封措词十分婉转和客气的电子邮件。那封信，至今被她保留到现在，她时不时会翻看，她说，每看一遍，都对我的好感和怀念加深一层。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问她要回看了一下，很多当时写的话如今都忘记了。其实，内容很简单，除去客套和表示对未能陪她在上海一游而抱歉外，我试着表示，出国的事如果困难或是麻烦，就请不要过多占用她的精力和财力了，我感觉国内的发展空间一样良好，到了最后，我记得我当时穷拽了很久，文绉绉写道：
“离家愈久，思乡之情愈厉。漂泊心之散乱，亦难专著于工作。今次回国，逢睹家母鬓上华发，却鲜天伦之乐。愧年已廿四，却仍未留乡奉母，承欢膝下，实感羞为人子。
如若将日转签之事有变，望小姐请勿劳神再挂。富贵由天，不易强求。锦衣玉食虽我之所望，然三春之晖当报亦我所愿。
今再叩谢小姐之垂青，得蒙厚爱，亦诚感机会之难得。”
我记得自己当初写到这里，的确是一时萌生了不再出去的愿望。我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得到的却是相反的回应。甚至，母亲眼中的我这种自甘退缩，源于我和男友定了婚只惦记着眼前的小日子而丢了宏图大志。母亲的呵斥可能唤起了我隐藏在内心深处本有的欲望，那时的我还不愿被人称为胸无大志，而母亲口中的不思进取，对我而言，则是比打耳光还重的惩罚。想想也是，大部分我那个时期大孩子们，在早期的教育里，志气，这两个字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我把信发出，等待着沈芳的回复。不过，那时的我的确是有些假模六道的。我在把信发出的当天，就急着给苏格兰人发了封信，确认我的论文修改的如何，何时回去答辩等等。我想，如果沈芳到时候给我的是一个negative的回复，那么，我还是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续签的。就算我在英国当真没有了发展的机会，冲着那几万镑存款也得回去一趟。况且，母亲的呵斥让我开始有了很不切实际的自信，我很简单的想，英国又不是只有她一家公司。母亲对我有信心是可以理解的，她并非知道我和沈芳的任何瓜葛，而只是一厢情愿的把这些看作是自己女儿的刻苦和努力，然后，被带有慧眼的老板看重和赏识。可是，当时，我也居然有些这么以为，现今想想，只能是摇头了。
信发出几天，如石沉大海一般。
苏格兰人倒是很快回复，说是有几处需要再写的详细些，还顺带问了我在上海的工作如何。我当时万分精明的在信中表示，老板人很好，但是工作环境脱离了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些牵强，自己也有些怀念当初的专业，以及表示了对未来发展的担忧。我不知是我过于城府还是50多岁的苏格兰老爷子过于单纯，他如我所愿地马上就表示放弃本专业是很可惜的事。我又回复，如今相关于我本专业的研究领域，对学历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中国比英国更看重学位。我假惺惺地自我反思和悔过，似乎不该停下来当初的PhD攻读。
就着样，老爷子被我一次次利用了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执着和本性的善良，终于到最后如我所料的那样，在信中表示，“希望你能考虑继续深造的建议，如果，考虑到资金的资助，我会试着在我的项目中尽我的努力，并且，我也可以把你推荐到我所认识的其他的教授的小组中，或许在英格兰的别的实验室中，尤其是中部和西南部药品化学品产业化发达的地区，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出路。”
我收到这封信时，嘴角显现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写到这里，打了冷颤）。我当时对于自己的小聪明，简直是极度的满意。随着这种满意，我的自信和欲望，膨胀的比任何时候都要凶猛。
当然，就如看官们预料的那样。在沈芳走了没多久，我给奸商，也打了电话。
详细的描述不多言了。或许，就像前面我自己说过的那样，似乎，我是有去考中戏的潜力和细胞。也或许，当一个还算坚定的人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并且，在她的生活中，很容易找到可以模仿的对象时，一个像我一样的骨子里懦弱自卑的年轻人，也可以扮演一个年轻的，狂妄的，贪婪的小开或是纨绔子弟的形象。
奸商并不怀疑我的出身。怎么着，我当初也是沈芳客客气气带进去的。而且，沈芳早已跟他说过，我们是同乡。
一个同乡，还有一个是同学。这两个词儿，本身在场面上来说，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暗示。奸商，当然听得出。
我靠着母亲战友的影子和从宁姨丈夫8来的流行话题，让奸商很容易就把我当作一个和沈芳类似，只不过比她势力小些，跟在她屁股后面吃福食的小小姐。更何况，我的口音和对家乡红贵生活方式的熟识和刻意模仿，也为自己扮演一个靠挖社会主义墙角起家的后代增加了一些砝码。不过，我当时的做事风格如果是真正的世家子弟，应该会很容易识破。世家子弟们，据我的接触，似乎没有我这样招摇和轻浮的。也没有我当时那般即使作坏事也不讲廉耻的“气度”。他们也很少对奸商这种身份的人从骨子里接受和认同，当然，也很不屑去做奸商做的这些勾当买卖。这就是为什么沈芳的哥哥那样不屑奸商的原因。钱，在这些子弟眼里，根本不是一个打入他们那个圈子的重要元素。
我当时模仿的的那种四不象做派，倒是和后来新晋的暴发户们脾气似乎类似，当然，大概他也有所怀疑，不过我手上的那块沈芳送的手表也会扫回他的所有顾虑，让他至少把我看成一个还算有点门路的暴发户。他曾经在邀我出去和他吃饭时，不知是真是假让我把手表给在座的另一为看上去很懂的人“欣赏”，我当时心里冷笑半天，毫不犹豫地扔了过去。我看着那男子点着头说，“好表，好表。”端起茶杯装作很悠闲地喝了口水。
一来二去没几次，我就开门见山地跟奸商表示，我，近来缺钱。奸商起初很紧张，以为我是靠着家里的势力来讹诈他，赶快哭穷。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叔叔，咱现在都是法制社会了，那还兴玩儿这个啊？”我又说，“您上次说的那种好事儿，您还想不想再玩儿了？要是想的话，带着侄女儿学习学习？”
奸商推脱着说，“你也知道都是法制社会了，那还有这么容易，又不是97年，证监会查的有多紧……”我笑着打断他，“我们又不是空手套白狼，编出去些皮包公司，烂摊子企业等着让人抓小辫子。侄女儿我，还到真是认识点‘羊牯’，要是有人等着被宰，您说，咱是等着看别人吃肥肉啊，还是干脆……”我话没说完，微笑着看着奸商。奸商看看我，也颇有深意地笑着，“不是叔叔我说你，现如今，那还有什么羊牯啊，各个都是聪明的赶上齐天大圣了。就像你，才这么小，就知道那么多事情，我这个年纪啊，女人都不晓得怎么回事呢。”我听了奸商的话，心里有点哆嗦。我有点担心是不是演砸了或是根本奸商就没想搭理我。我强作镇静冷笑了下，说，“呵呵，那这样，我给您找一家，您看了，自己拿主意，我半个字儿都不说，您要是觉得能成，您到时候算我份儿辛苦钱，算是我给您穿针走线，不成，当我白折腾您一趟，到时候我请您地标吃一顿，算是给您赔不是。”
奸商犹豫了一下，笑着说，“用不着把话说那么绝的，看看是可以的，又不用投入什么，是不是啊？”他故意把“投入”加重了语气。我抛出个理解的微笑，说，“先看货。”
很明显，我还能有别的货吗？自然，那货，就是我爸的厂子了。
我耐着性子等了两天，给了奸商一个网址，另外翻出我出国时，做为验资证明的我爸的工商执照复印件。我拿给奸商，说，“您，调动您所有力量，所有关系，尽管尽情地考查，研究，我一个字儿都不放。要是觉得有戏，您，给我电话。”
我当时觉得算盘打的天衣无缝。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在经过和我爸决裂后，大学没毕业之前，废了很大的周折，把我的姓，改成了随我妈。
当初这么做，我妈也算是支持我，到现在，我户口本上都是在原来打印的名字上，拿钢笔划掉，户籍员手写在上面的，只是在上面加盖了公章。尽管当初还没有发毕业证，可还是差点在教委那里栽了跟头，当时我记得因为怕防止冒名上大学，教委对大学生姓名卡的很严，求了不少关系才改过来。虽然，当时说起我该名的真正原因，的确羞于启齿。我只好瞎编跟人说，因为在庸和宫算卦说原来的名字剋我，才勉强应付了众人的口舌。
当后来我决定跟奸商铤而走险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当初的改名是不是就意味着为我早晚有一日走这条路而做下了铺垫呢？我不知道，也向不明白。可能，生活中本来就有很多事，无法解释。
几日后，我接到了奸商话里带话的电话，“这个厂子的确是没问题。不过……”
我笑了一下说，“剩下的工作，您让我去做一下，做成了，您接着玩儿，做不成，当这事儿没发生，您也不损失什么。”
奸商仍说，“厂子在那个城市，不是有什么背景就不好搞了。”
我说，“您啊，别太操心了。哪有那么多背景啊。北京1000万人口，按您这说法，首长老婆们天天挨着生都生不出来这么多啊。”
奸商笑了，“也是，也是。”
不过，我听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