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客厅，向后面望去，深深的一条过道，可以看到院子里，再往后面就是厨房。岳父岳母两口子在那么一丁点儿大的院子里穿梭着。
攀登两个阶梯，我来到厨房，嗅到岳母调出的油、盐、酱、醋味。
留意了一下厨房，十多个平米，不是很大，出乎我的意料，厨房虽小，样样多有，光那菜刀就有两把，一把是最常见的，另一把则很小，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拿起小菜刀左瞧右瞧，岳母告诉我：这是专门用来切蒜子、生姜的。案板是一个开了裂子的、厚厚的、圆型的木板，周围用铁丝捆绑着的，中间凹了下去。切菜的时候，岳母狠命地用刀将案板上的油脂揩去。我看见，岳母双眼被烟熏得掉眼泪。我一把一把地添着柴禾，把火烧得旺旺的，以此减少厨房里的烟雾。
以后，我们都选在周六回家看看，时间长了，我对岳母的厨房有了感情，有了更多的认识。去的多了，总想帮岳母做点事，但是，岳母总是不让我们插手。比如说，买米，是大老爷们的事，可是岳母不是这样想的，生怕累坏了我们。
岳母工作的地方有一家粮店，碰到家里没米，岳母将米袋子藏在包中，不声不响地带到单位，到了下班的时候，岳母扛着一袋五十斤重的米到家了。我们去接她肩上的米，却被她挡了回来。
在岳母看来，厨房永远属于她的，与他人无关。这点，她很在乎，假如我们当中某个人在场的话，她总是说我们挨手挨脚的。
每次，她的儿孙回来后，总是一屋子的人，我们坐在房里聊天，后面是岳母下厨烹饪的声音，岳母下厨房，一忙就是几个小时。等全部菜上齐后，岳母叫我们名儿上桌，要我们吃这吃那，当她吃到某个菜凉了，她又端到厨房热上一遍。看到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岳母是最开心的时候。岳母向来反对我们到附近饭店吃饭，只要去过哪家饭店，她总会把感觉不错的菜名记在手上。
我的孩子3岁那年，岳母感到身体不适，经医院诊断，患有晚期癌症。岳母病重期间，她心里还时刻惦记着我们四个家庭。今天给这家带孩子，明天给那家缝缝补补。一天，我家的红地毯一不小心被烟头烧了一个窟窿，岳母知道了，便来到我家说：针线活是她的长项。她硬是跪在地板上，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地毯上的窟窿缝好，那缝补的手艺可绝了，看不出半点破绽。
这就是我的岳母，她的一生是俭朴的一生，不带走一片云彩。
与美国学者面对面
对于听过外国人讲过课的朋友来说，听讲课已不是一件什么稀罕的事，但对于我来说，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早在十多天前，我就从不同的论坛上获悉，铜陵三中五松山文化讲坛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有一个《中美文化及教育比较》的讲座，非常吸引我，不过，这次讲座的不是本国人，而是美国学者。因为是一次外国人讲课，一种好奇之心油然而生，我迫切地想聆听这次讲课。
说真的，自从走出中学校门后，我下放、回城后参加过各类培训班，考上电大新闻专业，当中也不知听过多少老师的讲课，但是，没有一次听过外国人讲课。这回专门听美国学者讲课，也有一种好奇心，想听听外国人怎么讲汉语的。
多功能教室，我们终于见到了讲课的老师。这次给学生讲课的是美国学者慕浩然（他的中文名），按照讲课时间，二点多钟，他走进教室，没有立即坐下，而是与坐在最前排的学生进行短暂的交流，因为，我坐在后面，不知他用的是英文，还是中文。他个头不高，着一身黑色西装，如果不是他的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很难让人看出他是美国人，他没有一点傲慢，平易近人。
坐在电脑前，他用流利的汉语首先向同学们作了自我介绍。听他讲课，可以看出，台下的学生聚精会神，不时地被慕老师幽默的语言和熟练的汉语所打动，学生们爆以热烈地掌声。
面对慕老师如此精通汉语，这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压力巨大，我讲了几十年的汉语，与眼前的美国人相比起来，我认为，他讲课，除了极个别的字听不懂外，他的中国普通话讲得相当好，通俗易懂，真了不起，此外，他还精通西班牙语等国家的语言。
下午的讲课，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区别和共同点。多功能教室座无虚席，讲课大概持续了二十多钟。
为了不扫学生们的兴致，他接受同学们的提问，做到有问必答。同学们踊跃提问，所提问题涉及面广，有的学生用流利的英文与之交流。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三十多位同学提出了问题。不过，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感兴趣。有同学问：您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怎样相处？慕老师是这样回答：首先，你要对别人好。多么精辟回答，场下一阵阵掌声。
在回答同学们有关他的名字为什么起“慕浩然”，是不是与中国的唐代诗人孟浩然有关。慕老师讲了一个故事：这名是他在中国上大学，第一学期时，老师给他起的。在回答同学们有关他对中国的印象时，他说：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喜欢中国的风景，喜欢中国大自然的天然恩惠，喜欢中国的一切。有同学问，你对中国文化如此精通，喜欢中国哪位诗人，慕老师回答说：他喜欢唐代王维的诗。
总之，听了慕老师的课，让我由衷地敬佩，敬佩他的好学精神。他说：中国的汉语，他要学习一辈子。
挑鱼塘
傍晚，农民收工后，再忙再累也要集中到一起，分配次日的农活。那时，集中的地点就在生产队会计家。会计呢，是我的叔叔，我下放就住在他家里。
累了一天的我，一到土坯屋，就往摇晃不定的床上一倒，睡着了。快起来，外面在分工，晚了，就没你的活做。叔叔狠命地敲击着木头门叫我。我知道，分工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如果没有接到分工，就意味着明天没有活做，拿不到工分，没有工分年底分的粮食就少、分的鱼也就少。
我来到堂厅，已有很多农民已经到了，他们有的盘着腿，有的抽着大烟，有的朝我看着。我挤在他们当中，一副农民模样朝他们要烟抽。生产队长打开破旧发黄的小本子，用铅笔点着上面说：明天，我们都去挑鱼塘。他话音一落，我浑身没了劲。
虽然我没有挑过鱼塘，但多少也见过，就是农民捋起裤脚挑鱼塘的重体力活儿。
时值深冬，要将抽尽水的池塘再挖深些，为的是来年好养鱼。立在岸上，放眼望去，池塘里的一个一个深脚印，大小不一，显然是干鱼塘时留下的。依稀可见泥土里死了的鱼虾。我们要挑的鱼塘的低处与岸上足有三十米，这么陡的坡子，全凭农民肩挑，要一担一担地往岸上挑，仅烂泥不说，又没个跳板，上岸后，还要步行一百米，将泥土倒入田地里。
第一次挑鱼塘，我没经验。我学着农民兄弟的样子，穿着深靴子，搓把稻草当皮带系在腰间，还不忘别上一双布鞋。当我像模像样的挑起鱼塘来，我犯傻了，挑鱼塘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还要有顽强的毅力。
我挑着簸萁，左手握着一把锋利的铁揪，在池塘的低处往上艰难地攀登，根本走不稳，人东倒西歪的，当我返回时，每趟都是沿着陡坡滑下去的，与我很近的农民不时地提醒我：慢点，小心滑倒。还有农民伸出手臂帮我一把。
我将簸萁往他们跟前重重地一放，他们往我的簸箕里只堆一揪土：太多了，你挑不动。他们这样劝我。我不服气，要与他们一样地干活，他们就是不依。我就用自己带的揪一脚踩下去，任我怎么做，就是没有他们做得漂亮。农民兄弟一脚踩下去，挖出来的泥土是方块的，有边有角，一揪一个，一个簸萁里只要堆上三揪就够了，而我一揪上来，全是碎的，要挖十几次，才能盛满簸萁。
三天过去了，我已经累的筋皮力竭，当我挑着泥土往岸上攀登时，一不溜神，我整个人连滚带爬地滑入池塘的低处，一下子，所有的农民急促地放下工具，朝我这边奔来，我顾不上面子，竭力站稳，却怎么也做不到，由于全身沾上的泥土，结果，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大队的医务室里打点滴。他们说，是几个农民将我背到医务室的。之后，我便发烧，一直持续了一周时间。再后来，凡是遇到这样的重体力活，生产队不再安排我了，而是安排我看青、送水之类的轻活。
怀念写字的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初招工进厂的，在生产车间工作了四个月，抽到机关当一名宣传干事。那会，起草文件、写新闻稿件、刷大幅标语、誉写材料，哪样都少不了笔。甚至出去开会，口袋里都要插着一至二支笔，笔成了我到哪都割舍不掉的书写工具。因此，笔伴我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作为宣传工作者，我发现，光会写字是不行的，能写一手好字，代表一个人的涵养。不久，我借来一本钢笔字帖，见缝插针地练，两年下来，小有成绩，为检验字写得如何，我买了《中国书画报》，从报上得到全国硬笔书法比赛的信息，试着将硬笔书法作品寄到外面，参加国内的硬笔书法大赛，先后三次在全国获奖。参加铜官山区举办民兵“红太阳杯”硬笔书法比赛，获得了二等奖。当我有了这些荣誉后，我才真正地体会到，写字带给我的不仅仅有个饭碗，还给我带来了更多的荣誉。
那个年代，字写得好，到哪都吃香，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现在也是这样。一回，单位上报一个省劳动模范的表格，省里要求企业认真填写。我当时在组宣科，这样，填写表格的任务自然落到我的手上。接到任务后，我把它当着一项光荣的任务，认真对待，一点不敢马虎，表填好了，大家看了，都说我的字写得好看，听到同事们的一片赞美声，我心里美滋滋的。
以后，我更加热爱手写字了，手写字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末，我所在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