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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让我心里翻江倒海的是，和男子手拉着手的黄鹂，竟对我熟视无睹，和男子说着话，就与我擦肩而过了。我俯身敷衍地和送我的司机客套了几句，就走进了报社楼，在前台旁我停下身，指着门外还未走远的黄鹂两个人问值班小姐：“和黄鹂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总来咱们报社吗？”值班小姐奇怪地看了看我：“他来报社有一段时间了，你没见过呀？新来的那个编辑，叫周彦军！”“哦。”我应着，大脑里猛然对上了号。
主编找我谈调换岗位时，说新来个编辑指的就是他，他倒没顶上我的坑儿，白班的一个编辑调到夜班编了一版，他就去了白班。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名字，但因不在一个楼层，所以一直未谋面。“和黄鹂一个部门儿的，怪不得这么快就泡上了黄鹂……不对，说不定是黄鹂泡了人家呢？”我这样想着就走到了电梯口前。看着电梯门上方一闪一闪的方向指示灯，我心里又感叹起来：“这个世界上变化最快的除了天气，恐怕就是女人了！”
进办公室的时候，孙燕见我脸色很难看，便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中午酒喝得有点不舒服。“那你还能写稿子吗？要不我让人给你买瓶力克去？”孙燕看着我。“不用不用，我能写！”我忙笑着。
我就觉得脑袋里浑浑噩噩地，直到5点孙燕上楼去开编前会，我也才费劲扒拉地写了不到500字。平时写起这种经济类的稿子也是很顺手的，今天怎么就没了感觉呢？我又闷蛤蟆般死憋了一会儿，索性就打开了抽屉，翻起以往的报纸来，我是想看篇以前写的稿子再找找感觉，募地，到小镇附近那个酒店暗访的报道跃入我的眼帘，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哎？怪了，到报社投诉的女孩怎么一直没给我打电话呀？去公安厅那天还哭哭啼啼的，她姐姐还不知道死活呢，她怎么又沉住气了呢？难道警察给她过了什么话儿？”
突然而来的强烈好奇，诱使着我不得不找出投诉女孩的手机号码，并拨打过去，长音响了几下就通了，我告诉了女孩我是谁后，刚想继续往下说，女孩却打断了我的话：“大哥，谢谢你，我姐姐的事儿不想麻烦你们了……”“怎么了？你不想救出你姐姐了？”我奇怪地忙又抢过话来。女孩吞吞吐吐地，终于说了出来：“我……我姐姐已经回来了！”“什么？回来了！？”这个消息确实让我大吃了一惊。“她怎么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的？”“反正不用你们管了，我们出来打工，家里人知道出了事会很担心的，真的，我们不想再张扬了，谢谢你！”女孩突然挂断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就关了机。
不声不响，女孩的姐姐竟回来了，是她自己跑出来的？还是那个恶徒老板把她放回来的？这里面肯定有蹊跷，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它让我那颗刚刚遭受打击的心有了喜悦感。我忙不迭地又翻找出省公安厅张处长的电话。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张处长时，他果然也表现出了很意外。
“谢谢你，谢谢你及时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消息！”张处长显然也很兴奋。
“你们只要找到姐姐，案子不久迎刃而解了吗？”我又忙说。
“是啊，是啊，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她！”张处长胸有成竹。
“那你们有了结果，别忘了通知我一声！”
“那一定，那一定，你放心吧……”
张处长很高兴地挂断了电话，我也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女孩子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过失，而永远“深陷泥潭”了，这多少能给我那颗还有良知的心一点安慰。心情好了一点，写稿子的感觉竟然也来了，写起来快了很多。我当然无法预知，还有一个坏消息要接踵而至呢。
稿子快首尾的时候，徐冬忽然给我打来电话，仍是没头买脑的，头一句就问：“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什么呀？”“刘大军他老爹死了，下午三点在医院死的！”“死了？”我惊讶式地反问了一句，但我心里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老头去年就因为脑淤血进了医院，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的，我们哥几个轮番去医院看了几次。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他以后不要再喝酒了，可医生哪里知道，他的话掐在老头命根子上了，老头没有酒不行，每天都能整个半斤八两的，当时我就想，这老头儿不出几年肯定会全扔在酒缸里，果不其然。
“明天早上出殡，我们六点半在省工会门口集合，进军他们单位出辆车接我们，你睡觉别关手机，起不来我叫你！”徐冬说。
“好的！”我回应。
回到住处楼下的时候，已近晚上九点了。我看着附近的“川妹子酒家”，想抬腿走过去，可又觉得没胃口，就径直上了楼。我泡了袋方便面，算是应付了一下肚子，倚在床上，打开电视机之前，我给毛毛打了个电话。这段时间，我每天都给毛毛打一个或两个电话的，时间都是在中午和晚上，我知道毛毛睡懒觉的习惯，她既然在家保养身体，我就不能让她太疲劳。手机里能听见毛毛身旁有电视节目的声音，我今天的话显得特别多，毛毛却表现出了很急燥，问我：“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我说：“没有啊，就是想和你说说话！”“哎呀，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我还看电视呢！”毛毛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怅然若失。
搜索了一遍电视节目，我觉得哪一个频道都索然无味，我很奇怪什么节目能让毛毛如此上心，竟超过了我的魅力。思前想后地，我怎么也睡不着，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地，都半夜了，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竟忘关了电视。
早晨徐冬打电话叫起我的时候，电视机还“吱拉吱拉”地响着，满屏的雪花。我关掉电视，匆匆洗漱就下了楼。
来到省工会大厦门口，我就看见一辆喷着“法制报采访车”字样的金杯面包。我上了车，差不已坐满了人，好像就等我呢。有徐冬、方东方、张兵，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想来都是刘大军在省法制报的同事吧。
“刘进还没来呢？”我问徐冬。
“他回老家了，赶不回来！”一旁的方东方忽然抢话。
我坐下来，车便启动了。车窗外的建筑、广告牌、行人、交通工具都一闪而过，我们都默不作声，气氛显得很沉闷，连平时一脸嬉笑的徐冬也没了言语，我们都是去送葬，这个时候说笑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看着车窗外，心里又想起了毛毛，我对昨晚毛毛突然挂断电话之举还忿忿不平，我忽然有一个很坏的想法，毛毛此时肯定还在睡觉呢，我就偏打电话骚扰她一下——后来证明，我这个给毛毛打电话的举动才是最不合时宜的。
手机的盲音响了好长时间毛毛才接，很不耐烦地：“你什么事儿啊？”我达到了目的，心里有了一丝阴暗的笑意：“毛毛，你还没睡……”可我话说了半截，却听见手机里又有一个男孩子的声音：“谁呀？谁的电话呀？”显然是在追问毛毛。接着手机里就传来俩人撕扯的动静，然后就挂断了。我眼前一黑，接着，腾地一下燃起的怒火就撞到了头上，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已青筋暴露，拿着手机的那只手剧烈地颤抖。突然遭此大变，我有些不知所措。
坐在我身边的徐冬，已然看见了我这个突然的改变，他注视着我：“怎么了，毛毛怎么了？”我没搭理他，手机这时却又响了。
“毛毛你他妈的还要X脸不呀？！”我拿起来一接通就咆哮了一句。
“大哥，我就想跟你说一句，不管你和毛毛以前怎么样，我希望你以后别再找毛毛了。”手机里却是男孩的声音，很平静地。
“你他妈算老几呀，你想怎么的？”我已失控了。
“我不算老几，反正你以后不能再找毛毛了！”男孩竟跟我叫起号来。
“你让毛毛接电话！”我稍微按耐了一下。
“她不会接的，她根本不喜欢你！”男孩声音有了讥笑的意味，毛毛呢？她不在一旁吗？
“你妈了个X！有能耐咱俩找个地方！”我竟骂出了很难听的脏话。
“好啊，我有时间给你打电话。”男孩很无所谓的口气。
“好，咱们走着瞧！”我恨恨地，咬牙摁断了电话。
车上所有的人都用十分惊诧的眼神看着我，包括回过头来的司机，但却谁也没敢吭声。事后徐冬告诉我，说我当时确实很吓人，犹如一头怒吼的雄狮。我想想也有点后悔，毕竟有失斯文。
虽然我上高中时就写过被人称之为“爱情诗”的行子货，平日里也没少看关于爱情的书籍和电影电视剧之类的，但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爱情是个什么东东。我就知道一个女人能让一个男人开心和忧伤，能让一个男人很荣耀或丢面子，能让一个男人自豪也耻辱。尽管我也清楚，我和毛毛还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那种“死去活来”的程度，可至少她也让我得到了一个男人能得到的。
到了火葬厂，前边还有两家送殡的仪式没进行呢，我们就只好坐在车上等。不断有嚎哭声从殡仪馆内传出来，整个院子里又是花圈又是白绫的，很是压抑，但我也没心思去体会了。几个哥们儿显然在我第二次通话的时候，就已听出了眉目，他们不时地安慰我，我却更难受了，这种事就是亲爹亲妈听了，表面不说，心里也会笑话的。
一个多小时后，才轮到我们这一拨进了殡仪馆，刘大军和妻子聂云向来祭奠的人鞠躬还礼，大军已是泪流满面，聂云只是故作满脸的悲戚。我一直很纳闷那些演员的泪水是怎么装出来的。绕着灵柩走着，百般滋味，心情复杂的我不禁也悲从中来，竟落下泪来，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注意着我，我抬起头时，却正与聂云也那般异样的目光相对，我忙掏出手帕来擦了擦，然后抬手拍了一下她身旁刘大军的肩膀：
“大军，节哀顺便吧！”
从哑哑学语，到龙钟耄耋，会有多少个身影在我们身边熟悉又消失呢？会有多少个名字在我们脑海里曾经亲切，而又变得陌生了呢？
我清楚记得，一次回到家乡，公交车上忽然听到一个女孩惊喜地唤我的名字，我定睛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