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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晨，田成带上那只怪模怪样的“茶壶”，悄悄去了县文物馆。经专门人员鉴定，“茶壶”是战国时期的古墓陪葬品，价值连城呐！国宝应归国家所有，田成虽然受到奖励，可他心里还是亏亏的不是滋味。
田成回到家里，拎起那把镐头，来到茅草丛生的汶河滩上。这里刨刨，那里挖挖，一心想找到比“茶壶”更贵重的宝贝。可他未能如愿，先是刨到一只玉石烟嘴，后又挖出几枚古币，都不是值钱的货。田成所做的这一切，尽管是密秘进行的，但汶河滩上出土文物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于是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汶河滩上很快出现了挖宝热。
在挖宝的人群中，田成是个受注目的人物。他在哪儿挖，别人就在哪儿下气力，虽无大的收获，也从不灰心。偶尔得一只残损的酒杯，或得几枚沾满绿锈的古钱，总能激发出更大的热情。挖宝人先是在河滩上挖掘，进而向河堤进军，眼看危及到防洪设施的安全。
挖宝热很快受到政府的重视，组织人力在河滩上规划了禁区，那是一片未开垦的沙石岗。禁区四周拉上了铁丝网，白天设卫兵站岗，夜间有警察巡逻，还把禁止挖掘的布告贴到民房上。地方小报也刊出消息，说禁区是战国、汉唐、宋金几个朝代的城郭遗址，具有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考古价值；说省里将派考古队正式挖掘，非法擅入者将受到严惩。尽管政府划了禁区，发了禁令，可挖宝热丝毫没有降温。
田成是最不甘心的寻宝者，因为自刨到“茶壶”之后，再没弄到一件像样的宝贝。田成的邻居们也不甘心，他们都知道田成发了财，而自己还几乎没有收获。当然还有更多的人不死心，都瞄着政府的禁区开动脑筋。有调开卫兵抢挖的，有夜间钻进铁丝网盗挖的，有沿着铁丝网专挖禁区墙角的，花样翻新，灵活多变，简直像打一场游击战。
在挖宝的众多能人中，办法最绝的仍旧数田成。他的爷爷打小日本时就是挖地道的高手，传到他这辈上，没有了用武之地。如今政府划出挖宝禁区，找宝有了明确目标，挖地道总算派上用场。田成利用禁区边上的一处隐蔽地形，每天朝着禁区内挖地道，把挖出的新土运到村头上，做成土坯盖房子。村上的人知道后，也纷纷效仿田成的做法，挨着禁区挖地道。尽管这样极费力气，又是违法的事，可人人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见田成敢冒这个险，也就不想坐失良机了。
还是田成最先把地道挖到禁区内，可他没有找到所期望的金银财宝，好歹挖到3只锈蚀不堪的铁钉，两根朽木和一块白骨。他心里很丧气，又不好对外人讲，只得继续挖。田成终于挖出一只粗瓷碗，用手揩了又揩，摸了又摸，喜滋滋地揣进怀里，连夜跑到懂行的亲戚家鉴别。行家看过之后，结论令人捧腹：粗瓷碗竟来自上世纪的1958年，是吃大锅饭年代极流行的一件普通餐具。田成沮丧地说：“他奶奶的，让爷白费力气！”骂归骂，宝还是要挖的。
田成和他的邻居们，个个像意志坚定的老愚公，每天挖宝不止，却又无甚收获，就此罢手呢，又不那么甘心？但见田成狠劲地挖，别人也就顾不得许多了。田成见邻居们干得欢，就又来了劲，胆子也越来越大，不仅晚上行动，白天也放胆大干起来。挖宝热从地下转入地上，干得愈加热火朝天。令人奇怪的是，政府并未下决心制止，只象征性地驱赶了事。
政府的无所作为，反倒引起田成们的猜疑。正在纳闷儿，突然间来了一帮人马，拆掉铁丝网，撤走了哨兵，把帐篷搭在河堤外的一片洼地上。令人惊奇的是，文物挖掘点竟离开原来的禁区足足有800多米远。
省城来的考古队，很快挖出大量珍宝，仅战国时期的文物就有300多件。田成和他的邻居们深感失落，莫名地懊悔与烦恼。可这又能怪谁呢？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车案
汪家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小山村。在往昔的岁月里，青山绿水间曾发生过许多悲壮的故事。如今虽经风雨沧桑，仍不失山乡人那淳朴正直的民风。当我们《龙山飞虎》摄制组一行五辆轿车，亮铮铮地停在村口时，率真而好奇的村民们立即围上来看新鲜。性急的年轻人冲在最前面，孩子和老人紧随其后，一双双探寻的目光极想瞧出些名堂。在他们看来，村口一次出现这么多轿车， 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说不定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
导演老杨最后一个从那辆红得刺眼的轿车里钻出来，独特的派头立即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人群中很快发出清晰的议论声：
“看那矮老头，多像个日本人。”
“什么像不像的，我看就是个十足的日本佬！”
我回过头去仔细打量杨导演，果然发现这位老先生的确很日本。短小的身材并不臃肿，鹤发童颜风度翩翩，眼睛不大却极有神，尤其那两撮经过精心修剪的小胡子，简直是地道的东洋特产，怪不得剧组的小青年都叫他可爱的龟田老师。这不仅因为杨导在上世纪60年代那部家喻户晓的抗战影片中扮演过日本宪兵队长龟田，关键是他的形貌气质极像个日本人。
我们拍摄外景的一班人马，说笑着向汪家疃村委会走去。这时，一个穿夹克衫的小伙子挤到我跟前，神秘兮兮地问：“你们来村上干么事？”面对这位唐突得有点可笑的小兄弟，我忽然生出幽他一默的念头。于是，我指着身边的杨导说：“这是咱们的日本朋友，龟田老先生，专程来村上考察的，他要在这一带投资开发旅游区。”
杨导会意地笑笑，两撇小胡子一抖一抖的，很神气。我知道，他老兄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
我的假话说得很认真，声音宏亮且带着几分自豪。老实厚道的山里人爱当真，经我一渲染，他们倍儿相信了自已的判断力。顿时，人群中关于日本阔佬的议论高一声低一声，几个天真而莽撞的年轻人把杨导团团围住，争向一睹东洋人的尊容，更为日本大款能看中他们这个小山村而自豪。围追杨导的人越聚越多，以致每前进一步都有些困难。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提高嗓门说：“乡亲们不要挤，这样多没礼貌，日本客人是会不高兴的。”假戏真演，还真把他们唬住了。年轻人和孩子们立即规矩起来，为杨导自动闪开一条路，只是站在外围的老人们仍在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让人觉得不舒服。
在村委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好客的村主任。他给我们让座、递烟、沏茶，听说我们要在村上拍电视，更是兴奋得不能自已。饶有兴味地介绍村上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不时抛出一串串荣光而豪爽的笑声。
当摄制组满意地回到村头的停车点时，小小的悲剧发生了。杨导乘座的那辆红色奔驰遭人袭击，挡风玻璃、前大灯、后尾灯，凡是能砸烂的部位均已粉身碎骨，倒车镜也不翼而飞。
摄制组的先生女士们，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杨导不知是急还是气，两手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额上立时冒出了汗珠子。尴尬至极的村主任，铁青着脸直说对不起。事已至此，在场的人毫无办法。好在车子未动着筋骨，虽是遍体鳞伤却能开得动。我们怀着懊恼的心情回到县城，出面接待的是分管文教的李县长，他已从电话里得知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县长不无歉意地告诉我们，案件已交给公安局，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３天过去了，破案的事迟迟没有回音。摄制组离开县城之前，李县长拿来一本厚厚的县志，郑重地摆在杨导面前，尔后幽幽地一笑说：“非常抱歉，毁车的事，只寻到一些线索。”说完，他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杨导，又看看我，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却未开口。他缓缓地翻开县志第352页，双手递到我和杨导面前。“七月惨案”四个黑体字触目惊心，接下来是几行划了横线的楷书：1943年7月26日，日本宪兵队血洗汪家疃，一次杀害村民275人……”
我和杨导相视无语，心照不宣地苦苦一笑说：“实在对不起，给咱老区的百姓添乱了。”
童心
苗苗六岁了，还是第一次坐火车。火车真大，车上的人真多，苗苗觉得很好玩。她想到处走走看看，可妈妈不许，妈妈说走丢了，就见不着爸爸了。苗苗很听话，她想见到爸爸，就乖乖地坐在妈妈身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苗苗醒来的时候，妈妈正睡得很香呢。苗苗有点儿饿，想吃东西，她知道提包里有熟鸡蛋，可苗苗不想吃鸡蛋，她想吃鸡，那种很香很好吃的烧鸡。记得爸爸回家时，买过一只烧鸡的，味道可好了。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苗苗看见周围的人，都在不停地吃东西。有吃面包的，有吃水果的，还有嗑瓜子的。对面的胖叔叔打开一个纸包，有股香味扑过来。哎呀！是一只烧鸡。苗苗看得清楚，正是爸爸买过的那种烧鸡，油汪汪红嘟嘟的，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胖叔叔撕下一只鸡腿，狠劲地啃下一大口，极响亮地咀嚼着。苗苗见胖叔叔吃鸡的动很夸张，很有意思。便站起身，向前挪了两步，站在走道一侧，小手扶在椅背上。好奇而细心地看着肚子鼓鼓的胖叔叔，怀疑他能不能吃下这只大烧鸡？
空空的人行道上，有位穿白大褂的阿姨，推着一辆售货车走过来。胖叔叔放下正在啃食的烧鸡腿，用纸擦擦手，从上衣兜里掏出钱包，又向推车的阿姨招招手说，来两瓶啤酒，一包香烟。售货的阿姨拿了啤酒和香烟，接过一张红艳艳的纸票，对着窗口照了照，又抓起一把钱数了数，递给胖叔叔。胖叔叔接过钱，很随便地塞进了上衣兜。胖叔叔赶忙打开啤酒瓶，对着瓶口猛喝一气，咂咂嘴。又撕下一只鸡翅，咀嚼的声音更响了。
苗苗低下头，蹲下身，又抬起头。看着面前的胖叔叔，很想对他说句话。可胖叔叔啃一口烧鸡，喝一口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