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数。”朝旭说到这里，眼睛斜着看地面，顿了一会儿，接着说：“‘耗’你耗我也耗，大家一起耗！中国干部队伍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不知哪位领袖人物说上一句‘能上能下’，那些根本不能上的上了，他上得冠冕堂皇，那些本不应该下的下了，还下得顺理成章。上者大可不必为他担心，天踏下来地撑着；而唯有那本不应下者，他们却是那样的随遇而安，还自得其乐。都能循规蹈矩，百分之百的服从组织安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解之迷。”
江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呀！容易满足，比下岗工人强多了。”他吃了口菜，又说：“伙计，见怪不怪呀！你对‘官本位’不也是嗤之以鼻么？”
朝旭申辩道：“老领导，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觉得国家人才的严重浪费，这绝非是简单的疏忽，而是最重要的损失啊！一些要害部门和一些高层班子任用了一批庸才，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虽是局外人，殊知旁观者清啊！至于对‘官本位’的态度，现在持我这种看法的人不少。这既是好事，也不可乐观。任何时候，官的作用影响历史的进程啦！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没错，但干部又是决定的因素哇！一个单位，一个国家搞不好，关键是头头，特别是一把手，有人说一把手就是第一生产力……。”
江枫不以为然地说：“甚么人才浪费哟—；—；！又不是战争年代，用错一个指挥员，牺牲一大片，大家都看得见。和平时期分什么好歹？错了就错了，就是看得见你也摸不着，是个菩萨你就磕头得啦！”
江枫对朝旭的看法虽不无同感，但心里总觉得淡淡的。心想：本人出身并不高贵，能干到正厅这一级，已经是很不错了。虽不能说光宗耀祖，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哇！如今退居二线，虽无权势，但待遇依旧，日子过得也还宽裕，还图个甚么呢？嗨！那些个污七八糟的事见得多了，谁管得了？于是，他口随心到，说了一句：“古人不是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吗？我现在就是这个想法。嘿嘿—；—；！知足了，知足了！”边说，边心安理得的夹着菜，喝着酒。
朝旭看着他笑，摇了摇头，在给江枫敬菜的同时，说道：“嗯！老首长您这种想法，说穿了是不是有点无奈呀！”江枫那微带醉意的脸有些红了，看了看朝旭，微微一笑，没吱声，想听他继续说下去。朝旭也有些醉意，也就没有平时上下级之间的那些客套了，他接着说：“我在深圳也接触了一些退下来的官员，大多是您这种心境。不想面对而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并不麻木而又只好自我解嘲。”江枫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了。朝旭瞥了他一眼，说：“你我经历的这一幕幕，对于苟且之士可以顺其自然，而对您这样才华横溢的人，你能甘于淡泊？你的心神能‘宁静’得了吗？”
江枫那夹菜的手，微微有点抖了。他摸着酒瓶，自已倒了一杯酒喝了下去，把酒杯轻轻往桌了一放。看也不看朝旭一下，反问道：“不这样，又能怎么着？你能抓起石头打天啦？你在楚云再有才，不也被逼走？楚云人出去的都是好样的，留下的就搞窝里斗。我，没有那个嗜好。”
朝旭笑着又赶忙给他斟上一杯，说：“您说的没错，我和您一样，都是窝里斗的牺牲品。 我最近发现‘窝里斗’，连电脑软件里面还有这个专用名词。可见是中国特色，我们楚云也有品牌呀！”朝旭想缓和一下气氛，不想再扯这个话题，可江枫并没有转过弯来。
他说：“我这还算好的呢，戈尔巴乔夫下台，连守门卫都没有资格，比我们的下岗工人还惨哩！”
朝旭连忙接过他的话，说：“这是苏联共产党的悲哀，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啊？”
江枫放下酒杯，抽了一口烟，仰头靠在椅子上，将烟雾向空中一条线吐出，漫不经心地说：“其实，中国比苏联好统治，苏联经过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社会责任、民主意识比中国人要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服从性或者说奴性始终是人们意识的主流，各民主党派也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历届中央领导对待老百姓的态度还是谨慎的，因此，我认为象苏联那样历史性的变革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当然，执政党应该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否则，任何事情都是很难预料的。现在，连一个村支书临下台前，都早已安排好了自己的后路，此风不可长啦！”
朝旭说：“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一个过程中各种可能都存在。我也不认为一个国家一定要到了那种被动的时期，才调整自己的路线，当主动权控制在手中时，稍微清醒一点，就不至于走回头路。”
江枫说：“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一方面从上到下都跟着喊体制存在弊端；另一方面，又熟视无睹，甚至仍然我行我素，该怎么搞，还怎么搞。不少人就是踩着这些垃圾大踏步地上去了。”
朝旭朝旭冷笑道：“当前，组织上对我们一些干部的真实情况，又了解多少？有的干部特别爱表演，只要有机会，就用那些闪光的词藻来装饰自己，信誓旦旦。台上信口开河，台下无所不用其极。我在一个刊物上看到，有这么一个领导干部，曾多次在大会上向群众表白，‘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是毛泽东的信徒’等等，然而，实践中，他则是三基本，即：基本讲假话，基本不管事，基本谋私。给国家造成上千万的损失，他还理直气壮，耀武扬威。群众反映强烈，可领导还蛮相信他，何其怪也！”
江枫插话说：“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群众反映强烈，有什么办法？当秘书出身，特殊！有领导呵护着。”
朝旭说：“平时不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出了问题整个单位象进入战备状态一样，紧张得不得了，我看这个干部迟早要翻车。”
江枫默默地点了下头，对朝旭说—；—；“你只是说了某些干部个人的表现，有些问题比你说的更严重，当前，最糟糕的是国有企业，简直成了国家的‘牛皮癣’，有的被搞得一塌糊涂，工人苦不堪言，而头头们一蹦，跳槽继续当他的官去了，有的还到主管部门当主管。凭什么？”
朝旭说：“是啊！体制弊端必然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说到这里，朝旭也点燃一支烟抽着，接着身有体会地说：“我们国有企业的机制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命力，机制上早就显现出了它的老态龙钟，毛病百出。如果哪一家国有企业的头头们，哪怕有民营企业当家人一半的责任感，那他这个单位的日子就要好过多了。”
江枫说：“你说的没错，他们不仅没压力，还趁改革之机出卖企业利益，中饱私囊，导致企业崩溃。大凡被搞跨的企业，就是相当一部分干部没有责任感，甚至搞群体腐败。你前几年亲自处理的几千人集体上访不就是这样引起的？”
朝旭站起来，在客厅里边踱着步边说：“我认为，国有企业必须建立干部下岗、离任审计、向工人述职、考评和选举罢免等制度。国家不要包办、行政有效干预，不称职的当工人，不能当上官就进了保险柜，出了问题易地做官。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相当一批国企干部却无动于衷，不竞不争不管，企业搞跨了，他们没责任，看水流舟，怎么行？企业是这样，某些行政单位一把手，也学着那些私人老板的做法，把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当成私家地盘，一手遮天，搞国有私营，大批国有资产流失，他的官照样当。人事部门的恐高症、领导搞圈子、近亲繁殖 及其普遍。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江枫说：“是这样，过去还讲个阶级感情，现在连同志感情都没了。过去是最讲‘认真’，现在是最怕‘认真’。管人事的怕别人汇报干部的问题，领导不敢叫真，捂着压着，直到这浓疱腐烂发臭。所以，有的干部进了牢房以后，发感慨说，组织上批评少了，个人犯错误机会就多了。”
朝旭插话：“谁认真，谁倒霉，但那些怕认真的，不少人结果更惨、、、、、、。”
这时候，凤玲从厨房收拾完出来，一边擦着手，一边说：“也有讲认真的，湖南不是出了个蒋艳萍吗？那案子办得真叫认真，据说她的案卷达几十公斤。”
朝旭笑道：“你又要为女人打抱不平了！”
凤玲边收拾碗筷，边说：“女人不能出头，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忌讳。姓蒋的有没有罪我不管，可每到一处就能扭亏为盈、养活了几千工人，较之那些什么贡献没有，而又贪得无厌的贪官们，我看哪！有罪也只有那么大。还给她安个什么‘性贿赂’的罪名。她是性贿赂，该判罪，那些玩弄她的官员，甚至是高级官员是叫什么？叫性潇洒？就该逍遥法外？简直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一个美国总统因性关系被一次又一次传讯，差点弹劾。我不是为蒋艳平抱不平，她罪有应得，可那些与她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这个厅长，那个书记，就不该收拾一下？”
江枫笑道：“真一语中的呀！。老朝哇！你可得小心点哪！”
三个人说着笑着，很是轻松融洽。凤玲问：“秘书长，您吃好了？”
江枫靠在沙发上，笑盈盈的边抽烟边答道：“美酒佳肴，再加上老朝的高谈阔论，你的妙语连珠，这顿饭吃得太开心了。”
凤玲笑呵呵地给江枫换了一杯新茶，说：“他是难得陪人在家里这样尽兴地聊，可劲的喝的，你看他，眼睛都喝得放光了。”
朝旭申辩道：“我是陪老领导，其实也没喝多少。”
凤玲说：“行了，别找借口了。”又对江枫笑道：“秘书长，你们聊吧！”
江枫说：“好，好！”
江枫看着凤玲进了厨房，对朝旭说：“妻贤夫祸少，子孝父母安啊！你都得到了。凤玲是个贤内助，斌斌是个好孩子哇！”
朝旭抽着烟美美地道：“还行，还行！”
江枫关切地说：“回家乡做工程是个难得的机会，要多照顾一下妻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