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群工部编发的《民情动态》，就“关于当前社会不安定因素情况反映”，已经连续发了十几期，主要呈报市委常委、副市长，不知是何缘故？至今没有一个领导有批示，是无关紧要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朝旭对此深感困惑。联想到近来一些报纸刊物，从不同角度，连篇累牍地发表一些观点明显对立的文章，诸如“稳定压倒一切”、“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改革洪流不可逆转”等等，对于从军苦研军事，从政则常怀国是的朝旭来说，他的第几感觉仿佛意识到了点什么？他从朋友处弄到一本湘人唐浩明先生《旷代逸才杨度》的手抄本，他边看边摘抄，又从书架上翻出那本很旧的《中国近代史》，两相对照，结合眼下的时局，写下了长长的一篇笔记。他写道：
“自1840年以来，中国风云变幻莫测，一方面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渗入，使得早已躁动于母体之中的中国资本主义胚胎脱体而出，从而使一统天下数千年的封建体制出现了危机，自然也免不了她那死去活来的阵痛。另一方面，具有数千年传统文明的中华民族，面对着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象托塔天王李靖对待哪吒出世一样，既爱又怕。这不是简单的‘代沟’，而是传统的意识与全新观念的对立。因此，中国每出现一次大的变革，必然伴随着一场哪吒闹海般的大论战。从戊戌变法，到君宪民宪之争，从庐山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都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因循守旧之间相对立的矛盾斗争。”
“中国的变革是社会前进的必然，变革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只有通过变革，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又不可避免的伴随着令人惊骇的‘阵痛’。 这是因为，一个新事物、新体制的诞生，必然会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反映，争论是正常的，是非曲直，只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让人们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总有一种不让人的陋习，争论就是论战，是不流血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服从真理，而是鱼死网破，就是对方不整死你，自已也要跳楼。而往往对这种愚昧的行径，论战双方还给与肯定，谓之“殉节”， 尤其可悲的是我们的执政者们，也把思想理论方面的争论，作为用人划线的标准，容不得反对派，必须一致。这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当前的社会动态令人堪忧，其原由也在如此。如何减轻或免除这种‘阵痛’？是历史赋予执政者应予深层次地思考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唐浩明先生在其书中写的杨度，这位旷代逸才，尚且对当时的局势也拿不准，因‘君宪’与‘民宪’之说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其中虽有私欲，但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的事情复杂，人心晦暗，陷井连连，暗礁累累，才叫他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旷世逸才尚且如此，于普通国民，又何必事事强求一致？既令身处高层，谁又能保证一贯正确呢？‘反右’搞错了，几十年以后再平反，何苦之哉！”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变革仍在继续，但是，每次变革都附带着历史的痕迹，暴风骤雨般的‘阵痛’仍在继续。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科学的，变革既然又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那么，为何不可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变革，以完全避免‘阵痛’的发生呢？更新观念，首先要允许‘百家争鸣’，没有反对的意见，就不可能产生真理，谁会将罪犯的辨护律师判刑？当代中国又有多少人一定要坚持反动立场？指鹿为马者，不过千古一例；谁又不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好呢？民族的败类不过微乎其微；又有几个下级存心要和上级捣蛋呢？说得清，说不清，可以边干边说，或者干了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临池羡鱼，莫若退而结网。”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日本人就曾评论我国说，中国民众素质太差是中国内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的国民素质又提高了多少？既令是当权的中高层官员们的素质又有多高？外国人在很久以前，就曾看到了中国社会不安定的一些带根本性的症结，时至今日，难道我们还不应引起重视么？”
朝旭看到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上引起的不同反响，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深感忧虑，同时也感到提高素质从自己开始的紧迫感。作为群工部的负责人之一，代表政府的形象，觉得压力大，责任重。他常对人说，我这个官要么不当，要当就要当得象个样子，要群众认定我是一个合格的官，只有任命书而无人民发给的“合格证”，这样的官我宁可不当。
朝旭静静地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那不倦的大脑，总是不断地想着往日自身经历过的，特别是一些叫人尴尬、沮丧的人和事。
“嘿嘿，素质，真叫人笑掉大牙。”他一边往桌子上敲着手中的钢笔，一边自言自语地笑道，因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所以引起他发笑。
一日，他跟随一位副市长，会见上面来楚云处理一件与楚云市政府有关的案子。这位副省级领导的素质，真叫他在别人面前无地自容。他的举止言谈，平庸、粗俗得无以复加。本就知识浅薄，可偏偏还要咬文嚼字，将“蛊惑人心”说成“中惑人心”，把“一劳永逸”讲成“一劳永免”，“参差” 念为“chan cha ”如此等等。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连连出错，还往往答非所问。特别是对方单位的名称，他老人家总是颠三倒四，没有一回说准过，不是省略人家的主语，就是颠倒和乱改人家的番号。坐在一旁的朝旭，轻轻的提醒或纠正，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反正就他娘的那么回事。”真要命，不提醒还好些，一提醒，那胡传奎的真面貌彻底暴露了。至于处理问题的能力之低下，就更不用说了。听人说，有一次，在一个千多人的大会上，他照稿念了一段毛主席的诗词，把“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念成“战士指看南奥，更加有有忽忽。”逗得台下捧腹大笑。
朝旭有时无可奈何地望着这位“大人物”发怔，心里好笑，：“嗨—；—；！他是怎么爬上这么高的位子的？他那鼓鼓囊囊的大肚皮里面不是一包草么！包装何伟，可他何其愚也！难怪庄子讲‘说大人则藐之’啊！”大人接见完毕，朝旭夹着包跟在他后面走，但始终不敢抬头看，好象在众目睽睽的大街上，赶着一头时不时沥沥拉拉滴着粪便的大牲口，亦步亦趋的走着，一阵油然而生地耻辱使他好象患了重感冒，脸上一直发烧。
别看就是这么个二杆子，因他是副市长包装，迎逢者也不乏其人。每至逢年过节，往往去孝敬他的人还要排队。
一次春节前夕，朝旭拿一份急件到他家请他阅批，只见他家那四合院外小车停了七八台。还有手提的大包小件，有的在院内，有的在墙外，还有坐在车上等的，不时探出头来看是否该轮到他了。朝旭看在眼里，心里叹道，这些人对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孝顺么？唉—；—；！难怪那么多的人削尖脑袋要当官哪！当他把文件送到副市长手中时，首长又忙不迭地接传达室打来的电话，说：“让他们进来吧！”朝旭看着他，心里又默默念了一句“当官门前多孝子啊！”
这位副市长有时也在群工部过党的组织生活，有一次在组织生活会上，他表白说：“我们当领导的穷啊！过去是‘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我比知府还高这么一片筹，又有什么呢？”
摇摇摆，摆摆摇。哼哼哈，挺挺腰。那干部，那领导乍一看很象那么回事，真叫他们处理某些重大问题，又是那么浑浑噩噩，昏昏然，其德才与他们的职位是那么的不相称。如此素质、品位的领导，又如何听得见不同意见？这样一级尚且如此，又何谈国民素质的提高？更为严重的是，类似样官，仍在悄然增加，那不安定的因素，不就自然而然了！
八
市委宣传部根据上级的通报，昨天召开了一次全市宣传部和群工部负责人会议。内容是有关改革开放的深入，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安定的情况，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如何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问题。
月昏而风，基润而雨呀！从宣传部长传达文件的口气和神色看，目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也许要出什么事！
……
“爸爸！出事啦！你看电视里报道，有学生游行啦！好多人哪！”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儿子朝斌，看到电视里有游行学生的队伍，便大声叫起来，并跑到书房门边告诉父亲。
朝旭脑子里“嗡”的一下，一闷棍打断了他的沉思。
这天是4月8日。
朝旭走进客厅，电视里正在播放评论员文章。他靠在沙发上，边回忆他刚才的推断，边看着电视，又不无感慨地随口说了一句：“中国的事还是这么难办啊！”
年仅15岁的朝斌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爸爸，不解地问：“我们同学说，现在政府卖国，把海南的洋浦给卖给日本人了……”
“胡说！”朝旭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瞪着朝斌吼道。
“这又不是我说的，干吗这么凶哪！”朝斌噘着嘴，看了一眼父亲，又扭头去盯着电视说。
“奶奶在这儿，你就不敢凶。”
朝旭笑了笑，低着头，感到很对不起孩子似的。
朝旭对母亲的尊重，与他对党的尊重一样。他的母亲是一位正直，善良且具有一定知识，素质较高的传统女性。在旧社会，吃了不少苦，对党和政府有深厚的感情，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十多年前已退休。老人常以正统的观念教育孩子们，不能忘本，要对得起国家，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这个家。”她不要求孩子们升官发财，只要求他们好好工作，堂堂正正的做人就行了。母亲的人品，对朝影响很大。他常对兄妹们说：“我们即要听党的话，也要听母亲的话。”因此，他孝顺母亲的事，在机关也是有口皆碑。
母亲爱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