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屋子有些阴森。大白天就黑黝黝的，天井里透进来一些光亮，也是模模糊糊的。客厅的窗就顶着别人家的山墙。
许楠生悄悄问潮汕马仔：“不是老枪有事吗？”潮汕马仔一脸得意：“有钱赚就行啊！兄弟仔，别问那么多。言多必失！”潮汕人都懂一点半文不白的文言文，潮汕马仔常常有一些比较深奥的文言文说话，这也是令许楠生感到新奇的。
那几个喝功夫茶的潮汕人中，有一个干瘦戴着花镜的老头，他坐的椅子旁边还靠着一根乌黑铮亮的拐杖。这人脸色蜡黄，一口黑牙，满是烟垢茶垢。他对许楠生说：“跟大浪鸟走一趟深圳，夜里去，明天回来，这个数。”他举着3个指头，“先给这个数！”他伸出1个指头。许楠生明白。“跟着大浪鸟就行。他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去食吧！”老头很有威严，说一不二，容不得商量。大1岁，当父辈，这也是潮汕人的规矩。与他们打交道，许楠生是很恪守他们的规矩的。
许楠生不明白“去食吧！”是什么意思，潮汕马仔便带他去楼下厨房吃饭。
吃过饭，大浪鸟带着他去芳村。他们找了一家茶馆喝功夫茶。大浪鸟这才告诉许楠生：“今天晚上有货车从云南来，我们在这里等消息。到时上他们的车，一起去深圳，明早有人来接货，接完货我们乘火车或打的士回来就行了。
“上了车什么都别问，跟着我就行。这你都明白。无须我多说。”
许楠生有点儿紧张：“是不是那种货？”大浪鸟见他声音发颤，有些紧张，便鄙夷地说：“浪屎戏！”不再理他。“喝茶，喝茶。”他只好陪着他喝那又苦又涩的功夫茶，喝得舌头发麻。
大浪鸟把手机放在茶几上。他告诉许楠生，他的手机号码是临时的，用完就扔掉。他又掏出一张储值卡，换上了许楠生的手机。“用完就扔掉！”他交代许楠生。
许楠生知道这单生意一定是掉脑袋的生意，心中七上八下的。虽然给老枪送过好几回货，但这种像特务行动一样的大单生意，他从来就没敢想去做。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在心底祈求一路平安。看大浪鸟那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便也安心了许多。他知道这些潮汕人做事，是很少失手的，除非有人告密。他们全靠关系网做事，江湖规则很严密。大浪鸟追随老枪已做了好几年了，平安无事。
他们在茶馆里消磨了半天，一直等到半夜，茶馆要关门了，大浪鸟的手机都还是悄悄的，一个电话也没有。许楠生心里巴不得没有电话来，行动取消就好了。他有一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感觉。
大浪鸟若无其事，并不着急。他偶尔到收银台那里拨电话，大约是跟老枪联系。打完电话回来什么也不说。
茶馆要关门了，撵他们走，撵了好几回，大浪鸟都不予理会，最后，茶馆小姐几乎是求他们，大浪鸟才收起手机：“走，洗脚去！”大浪鸟气派十足。他恶狠狠地对服务小姐说：“过几天让人把这茶馆铲平了！”那小姐也不理会。大约说这话的人多了。她已习以为常。大浪鸟便带着许楠生大摇大摆地走了。
大浪鸟和许楠生正想走进附近一间沐足店，大浪鸟的手机响了。只见大浪鸟用潮州话说了几句，就关机招呼许楠生，顺手截了一辆的士。“去哪里？”许楠生问。
“别问，跟我走。”大浪鸟神情紧张。
的士在芳村大道转了几个弯，进入一个停车场。他让司机在停车场里转了一圈，再回到门口。他们下车，大浪鸟也不说话，拉着他就往旯旮里蹲：“在这里等。”
旯旮里蚊子很多，大浪鸟一边拍着蚊子，一边“蒲母仔，蒲母仔”地骂着，好像在怪谁。许楠生一点儿也听不懂。
他们在旯旮里蹲了有1个小时。大浪鸟的手机又响了。他接听电话时脸色都变了。
“赶快走，换到别的地方接头。”大浪鸟拉起许楠生就走。这回，大浪鸟带着他去坐地铁，他们跑了好一段路，才到地铁站。
从地铁出来，大浪鸟又截了的士：“往黄埔。”到了黄埔的一个货场，他们找到了一辆拉楠木的货车。
货车上没人，大浪鸟在货车周围反反复复地走了几趟，他对许楠生说：“没错，就是这辆车。在这儿等吧。”他俩便蹲在货车阴影下。
陆陆续续有好几个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有一个人停下来跟他们借火。借完火又走了。
过了好久，大浪鸟的手机响了。大浪鸟一看：“是老枪的！”
“兄弟仔，你们离开货场，到天桥下，有人在那里等你们，10分钟赶到。”老枪把电话关了。
杜林这几日足不出户，靠着几听啤酒和几块馒头，几个午餐肉罐头，就把日子给打发了。
他细细地研读了手头所有的刘兴桐的文章和著作。十几年来的所有疑点都非常充分地证明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刘兴桐的文章都是抄袭达文的。那本《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应该是一个叫达文的人的著作。但问题是，刘兴桐去哪里获得的这本没有出版过的著作的原件呢？这本书肯定是第一次出版，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查遍了“文革”前唯一的作家辞典，没有叫达文的人，达文应有一个姓，或者本就是一个笔名，简直是一个无头公案。“文革”前的《学术研究》杂志社编辑早已不在，档案经过“文革”浩劫，似也难以查询。
那位叫达文的人，应该是一个学者。如果他还健在，20年了，他不应该对自己研究领域中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刘兴桐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的出版，在学术界是一件大事。作为同行学者，也理应有所反响。
这个人如果不在人世，那么他的师友、亲朋？难道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生前的成果，正在被人利用或剽窃么。两篇文章居然一字不漏。说明刘兴桐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是并不知道同样的文字，在1962年的《学术研究》曾经发表过的。
如此看来，刘兴桐和这位叫达文的人有某种联系，他既认识达文，而又不完全清楚达文的全部。那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位达文先生已经不在人世，刘兴桐才敢于如此大胆，肆无忌惮地盗取。他是在什么时候取得这些资料占为己有的呢？说起来真有点天方夜谭，如果不是这么多证据摆在面前，任是何人都难以相信。
杜林找出刘兴桐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翻到第四章，正是这篇《论梁启超和晚清小说理论》。达文的文章文气和全书是非常统一的。刘兴桐的这部分，真正的著者应该是达文先生。
只有找出达文先生，或和他有关的人，才能最终解开这个谜。
没有理由认定，这位达文先生如此干净地销声匿迹。他生前的同事呢，总不至于他所做的课题旁人一无所知，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谈起！难道他也和我一样，在出书之前，没有先发表一些主要论文的习惯？不对，既然他于1962年发表这一篇，可能会在别的刊物上也有文章发表。他可能是一位大学教师——这种可能性极大——除了大学任教或在研究所工作，一般人不太会涉足如此专门化的断代史研究。
杜林翻出了“文革”前几所大学汇编的论文索引，近代文学的文章不多，索引也自然很少，达文这个名字没有条目收入。要通过现成资料找到达文的线索恐怕很难。
这个问题既然是学生区惠琴提出来，他想总该给区惠琴个说法。至于揭穿刘兴桐，杜林倒是没有太大的积极性，他不大愿意让自己纠缠进这些是非里去，也没有精力去应付最终一定会演化为官司的麻烦事。他相信总有一天，刘兴桐会露馅，面对惩罚，但发难的绝不是杜林。
电话响了，是校办的主任易木，杜林感到有些意外。校办对杜林来说，是一个相当遥远而又陌生的部门，他从不去打扰他们，他们也从不会注意到杜林这个人。对方问他是不是杜林，他回答是，然后就再不言语，等待对方发问。
“杜教授，您好。”
他打断了对方的话：“是杜副教授，不是教授，请别高抬我！”
对方大约听出他的不悦，连忙称是，非常恭敬地说：“杜副教授，刘校长想去拜访您，请问此刻有空吗？”
“岂敢劳校长大驾，有事电话里说，不方便的话我可到办公室去，他乐意上寒舍一叙，我恭敬不如从命。”
“那好，我向刘校长汇报，那就请您准备一下吧，刘校长是说好他去拜访您的。”
“请便。我也无须准备什么。”
“那就这样。”
无事不登三宝殿，杜林心想，做做戏罢了。那就看看戏吧！
他看着满桌子有关刘兴桐的资料，包括他那本《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赫然摆在那里。50万字啊！这可是一个人一生的惨淡经营和全部智慧的结晶，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皓首穷经。刘兴桐，刘兴桐先生啊！达文先生在天有灵，难道你能有一分一秒的心安？
他顿生一种念头，就让这些资料摆在茶几上，看看你刘兴桐有何表现！也让你惊心动魄一回。
他想想还是把这些东西收进书架里去。现在，还不是去讨论这些的时候。
杜林回想这20年间，他几乎没有和刘兴桐有过如此隆重的会晤。两个老同学，要通过办公室主任的隆重安排，以这样的方式，各自怀着微妙的心情，开始一番虚情假意的周旋。杜林思忖了一会儿，他差点就想拿起电话，找个托词，委婉地向办公室主任说改日再说。他正在犹豫之间，有人敲门。
他照例抖了抖长衫，双手把长发往脑后一掖，又摸顺了一把胡子，然后走去开门。自从穿长衫，蓄长发长须之后，很自然地便有了这些动作，也便活得像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五四时代的先生们一样。至少是在形式生活里，心理也自然起了一些变化，这是他的一悟。他对学生们谈起这种微妙的心得，让他们也去悟一悟其中奥妙。
此刻，他更平添了一种坦然与自得，以迎接20年来的人生第一次，说起来可悲也很不幸的第一次。人啊人，你，你们为什么是这样？这其中的微妙与深奥之处，非他们两人之外所难以理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