哄哄的，使许多人见了很不舒服。我与他们不一样，我当时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宏伟的人生计划，对于他们这路人我根本看不上眼。心里有了成见，交往上也就隔膜了许多。我还有一个自傲的理由，就是我有较长的工龄，在上学期间我同样能领到国家给我的补贴工资。有这种待遇的人是不多见的。为此，我也就多次在众人面前显耀自己经济方面的优越实力。吃饭时我会买些小菜给同桌；在外面一起看电影时，我会大方地掏钱买单。有时我还会回家拿来些炒肉菜和好吃的零食带给宿舍的同学们，拿一些旧衣服送给家境贫困的人。
尽管没有在家吃的好，没有在家住的条件好，但是心情却从未这样的愉快，虚荣心得到这么满足。那时食堂伙食常常是黑面馒头、玉米面发糕和几乎没有油花的大烩菜，但是我却觉得这些要比家里的饭菜香十倍！慢慢我也竟比原来胖起来，白惨惨的脸上有了些红晕。
学校的时间过得格外快。好像星期一刚过，又到了周末。我是不愿过星期天的。因为每到周末我就不得不回家去。问题是面对父母殷殷的目光我不知该和他们说些什么。处于敷衍，我就晚回早走。常常是上午快十二点钟才磨蹭地回到家，吃完午饭后推说有事就匆匆返回学校。当然并不一定真的像对父母说的那样，学校作业功课太多，忙得不得了啦，实际上是回到学校与同学们玩牌，聊天，去操场踢球。
每当我回来的那一天，母亲必然早早准备好吃的，特地做好等我。我饱餐一顿后又给带上，不拿也不行。也许一周才能见一次面的缘故，望着父母那慈祥的目光，浓浓的爱怜，我的心头充满暖流，眼睛也不由地湿润起来。但是我又羞于把这说出来，只是那份感激感恩化作了巨大的热浪，溶化了以往我对他们的怨和恨，我原谅了他们，宽容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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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沉浸在自由和轻松的阳光里时，却意外地被披头盖脸的一盆冷水浇来。它又激起了我内心中的那种倔犟的抗争欲望。这次抗争与在家和母亲的抗争不同，我勿需顾虑重重，可以针锋相对，短兵相接。我从骨髓里憎恨一切压抑自由的行为，似乎它是我的天敌。在我能与这对抗的情况下，我决不屈膝投降。
事情是这样的。学校每个系除了系主任外，还专门配备了一名书记。它的责任就是负责学生政治思想，同时管学生入党入团这些组织上的事。按说我和这个人也没多大关系，谁也不碍谁，不知怎么就鬼使神差地发生了冲突。从此，她对我恨之入骨，成了眼中钉肉中刺。系书记是个中年女人，姓臧，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山西地方口音，讲起话来总觉得像唱。她最大的特点是“扁”：扁脸、扁嘴，连她的屁股也是扁的。她给人的印象是一点也不像个知识殿堂里温文而雅的老师，倒是很像个山村里粗俗的妇女。她和我们学生打交道的时间极有限，一般只是星期六下午义务劳动时她负责一下，再就是搞节庆活动由她管，比如“五一”节、“青年”节啦，“七一”、“十一”、“元旦”节什么的，她组织各班搞些文体活动。可能是并不满足这些不甘寂寞吧，她想多干出些政绩来。她像我母亲一样，充满旺盛的精力，没有事也总想办法折腾出一些事来干。何况有时有些事正撞在她的枪口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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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校不但管学生住，还管伙食，每月按人头发伙食饭票。我们班生活委员是与我同寝室住的“刘大头”。他五短身材，头比起他的个子来显得很大很沉；他没有脖子，似乎被大头压短了似的。他自认为颇有一副官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装模作样，象是领导在讲话，看上去甚为滑稽可笑。我对一心想走仕途，抱有“鸿鹄之志”的人向来敬而远之，所以我们共同语言并不多。
一天下午，他代全班到校食堂管理科领取饭票时，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多给了他二十斤的细粮票。那时学校的饭票分粗粮、细粮，饭票不同，颜色也就不一样。饭票全是由小塑料片做成的，用皮筋捆着，一沓一沓的。发放的人正搞对象，一时走思，多给了他一沓子，而他肚明心知却不说，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拿着走了。谁知人家后来发觉总数不对，很快就怀疑到他身上。
开始他也忐忑不安，但又存有侥幸心理，心想这么多人领饭票，不一定就认准他多拿了。后来人家很快就查出是他，他也就不得不承认了。先是被勒令写了事情经过，然后又叫停课做认真严肃的反省写检查。按理说，这事食堂管理人员也有工作疏忽的责任，不该把板子全抡在“刘大头”身上。可是到了臧书记那里，那就不一样啦。她先是把“刘大头”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丢了全系的脸，为她抹黑。然后又召开班务会，在班里批斗“刘大头”。她让大家每个人都要表态发言批判“刘大头”，从思想上与他划清界线。那天她用板擦敲着黑板，制止了大家对此事的议论，然后用她那特有的“普通话”做动员：“大家听鹅（我）说，也许大家知道今天开的什嘛会，就是鹅（我）们班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四（事），在全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但丢了我（鹅）们班的人，也丢了全系的人，这就是鹅（我）班刘喜财同学贪污伙食费事件。现在就叫大家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深究他这种剥削阶级思想根源。是什嘛思想使他敢做出这种事情，以避免他以后滑向罪恶的深渊……”。
然后点名叫大家一个一个发言批斗“刘大头”。“刘大头”站在讲台上，耷拉着那尊一向昂着的冬瓜脑袋，神情尴尬。班里的气氛死一般沉重。几个班干部为了保住“官位”和想要以后解决入党问题，纷纷表态。说事情非常非常恶劣，人非常非常危险。尽可能把事情说得很严重，以投臧书记的欢心。其它人不再说话。认为“刘大头”已经做了深刻检查，一些人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帮助，这事应该过去了，犯不上搞得这么严重，让他今后无法做人。臧书记见有些人不发言，很是不高兴，她认为不表态就是对“刘大头”错误的默认和包庇。是是非不分，黑白不辩。于是她恼怒地说，谁不发言就证明谁心里与“刘大头” 想的一样，与他是一丘之貉，同流合污，是他的教唆犯。并再次要求每个同学必须发言表态，深挖其思想根源，与“刘大头”划清界线。
大家开始一个轮一个地发言。轮到我了，不讲也不行。我本来对臧书记小题大做挺反感，认为应该给“刘大头”留有改正错误的余地，现在这么不依不饶，恨不得置他于死地，踏上一只脚永不翻身，对这种仍用“文革”整人的做法实在看不惯。于是我冲动地说：“刘喜财这次多收了伙食费确实不对，说明他思想上还是有爱贪小便宜的想法作怪，但是他已做了深刻的检查，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饭票退了回去。我看我们没必要这么搞大批判，应该给他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食堂的有关人员就没有责任吗……”
臧书记听罢，顿时气得脸也变了形，扁屁股象充了气，腾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你这是什嘛意思？！莫非他做出这么恶劣的事情来，是别人造成的？！我刚才说过，有些人虽然没有现在犯错误，并不证明思想没问题，没有和他一样的肮脏思想！只是没有机会罢了。同学们，这多么可怕呀！我们有些人连大是大非也分不清了，将来说不定比刘喜财走得还远！光学习好有什么用呢，保不准将来犯法成了一个罪犯，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我真为我们一些人有这样的思想道德水平而痛心啊！”说着说着，话语也有些哽噎，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班里的气氛变得更加严肃。
我心底里也很鄙视“刘大头”贪小便宜的愚蠢做法。我从小就不喜欢沾人家便宜，如果沾了便宜，心里总也觉得惴惴不安。我大概和大多数老实人一样，属于防守型心理，从没有主动侵犯外人的心理欲望。现在臧书记这种缺少宽容，想一棍子把人打倒的做法令我十分反感。特别是她动不动就威胁说如果态度不好，就送公安局以贪污罪名义抓起来等等。对这种“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上纲上线”的恐吓，把芝麻说成西瓜的做法我看不惯，她大概还以为在对一群幼儿园的小娃娃说话呢。我那种抗上、爱唱反调的逆反心理又激荡起来。我说，
“你不要恐吓人好不好？……”
她气哼哼地说：“你的思想很可怕，早晚有一天你要比他还严重！”
这次以后，我就上了臧书记的“黑名单”。她认为我思想落后，与组织唱反调，与她对着干。后来在许多事情上，她挑我的毛病，给我穿小鞋。我呢，倔强的越发不买她的帐。
后来，“刘大头”这件事总算得到解决，他除了被学校记大过处分外，还免去了班生活委员职务。要不是班主任从中调和说情，按臧书记的意思，处分还要严重得多。按臧的打算，是要学校开除他。她要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借此树她的权威，甚至也要把我当成“帮凶”给予处分。
这次“粮票”风波过去之后，臧书记为了与我们班缓和紧张关系，在举行新年茶话联欢会那天晚上，她来到我们班，唱了个据说她的拿手节目，那是一首山西民谣：
“二只兔子，二只兔子，一只是黑，一只是白，打起来，呵打起来……”
她那带有方言口音的小调，由于五音不全，听起来叫人难以忍受，想吐。但大家还是知趣地为她鼓掌，并说太有特色太好听了。她得意地说，现在老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唱得还好听。我的天啊，饶了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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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时间，母亲他们对于我从家里搬到学校去住，一个星期才见到一面很不适应。特别是母亲对儿子的那种浓浓的思念，得不到排解。她的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她要等七个日夜的时间才能见到儿子一次，还没有等她的爱释然，儿子又离开了。然后又是漫长的七天，168个小时啊。作为我来说，现在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