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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分析，要治理香港的性黄业并非易事，特别是仅靠警方打击性交易的供给方更是权宜之计，一处刚扫荡打击一下，另一处又会死灰复燃。这就像割韭菜一样割后还是会长得郁郁葱葱。因此，香港对性黄业的整顿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不仅要打击性交易的供应方，更主要的是如何对市场的性交易的需求方制定相应严厉惩罚的法律，并使其处罚成本高得让性交易的需求方不敢到市场寻求性交易。这点是打击性黄业盛行的最根本的方面。二是与内地签证部门协调，识别内地女子来香港从事什么活动，并让其签证部门或旅行社出具保证，承担责任。三是严厉打击有组织从事性黄业的犯罪活动，他们基本上操纵着性交易市场。只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打击，能够起到一石几鸟之效。当然，有人也提出在香港专设一“红灯区”，在法律上确认其性交易的合法性。这种想法，或许在他地能成功，在香港并不亦然。因为，香港地价高，加上税收，一旦设立红灯区，该处经营成本一定不低，这自然加高性消费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黑市性交易仍然会盛行。
（2000年11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1节 政府推出弹性工作日合适吗
香港政府目前正在计划推行公务员弹性劳动工作制，以此来缩短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增加公务员的闲暇及在职教育和培训的时间。此一方案公布之后，坊间议论纷纷，见仁见智。现在我们要问，这种弹性劳动制度是有利于政府工作效率的改善，有利于公务员的素质提高吗？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积极地推行其计划也就势在必行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政府对此就应该慎之又慎。
就目前的国际趋势来看，以弹性劳动制度来交换缩短工时，这是欧洲国家在实施缩短工时过程中，企业常采用的策略。那么，香港政府推行这种计划其效果又会如何呢？现代企业组织行为中的“公平理论”（EquityTheory）表明，员工工时的调整，主要是以员工对企业中的公平态度而定的。它可能会产生以下的情况：员工通常会以自己所付出的成本与所获得的收益与其他员工的付出成本与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来确定企业的公平程度，如果两者大致相等，员工会认为企业内是公平的；如果这种比较发现是不相等的，那么他们就会感受到企业内是不公平的。当员工感觉到企业内不公平时，他们就会设法使之公平。公平理论还认为，员工不仅会关心自己的努力得到多少报酬，也关心自己与他们之间各方面的比较，如以自己的努力、经验、教育水平与能力、薪资、企业福利及组织认受性等等与别人比较。
在发生不公平的薪资与福利的情况下，员工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在计时合约的情况下，如果员工感觉到自己的报酬偏低，那么员工就会降低其产出与产品的质量；在计件合约的情况下，如果员工感觉到自己的报酬偏低，那么他们可能会增加产品的产量，但也会尽量降低产品的质量。也就是说，由于一个组织中的管理成本及监督成本的存在，员工的工作效率及工作努力的程度并不在于安排他们工作的时间长短，并不在于给予他们的工作计划安排如何，而在于有一个他们认可的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如果既有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所认同，并且有一套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那么他们就会尽其努力完成其认可的工作任务。反之亦然。
目前香港正计划实行公务员弹性工作制，试图以此来增加公务员的闲暇及再教育的时间，改善政府服务的工作效率。笔者想这是现代社会内在发展要求所在，也是适应了国际劳动工作制。不过，如果要推行这个计划，可能有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加以注意：一是员工的工作时间少了，会不降低其工作质量吗？如果不会，这可能或是以往的工作本来就人浮于事，现在工作安排重新厘定后，员工工作时间的减少，可能会改善其工作效率；或是重新制定一套公务员的工作标准，尽量减少其组织中的奖惩机制的公平性，从而使完全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得到有效的发挥。可以说，在上述情况下，公务员减少其工作时间不仅不会降低政府工作的服务质量，反之还有利于政府工作效率的改善。但是，由于组织运作成本及监督成本存在，政府要制定一套员工完全认可的公平标准并非易事，特别是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是服务性的工作。而服务性的工作要想在质上及量上完全度量是不可能的。在工作的质与量不可完全度量的情况下，一种员工完全认可的公平标准就不可能形成，要让员工自愿地努力工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香港政府要推行公务员的弹性工作制，并不在于其目标如何诱人，关键的是如何重新厘定员工工作标准，如何建立一套新的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其计划目标。
美国企业与政府都是实行5天工作制；但美国并没有因为工作时间少而让美国经济萧条、失业率增加；反之，20世纪以来，美国并没有因工作时间比较别国短而经济竞争力弱化，反之则一直领先于世界。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们不断地在建立完善激励员工工作的机制。
（2000年12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2节 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外在性
外在性问题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尽管原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认为这个概念对产权经济学没有多少意义，但环境问题的外在性讨论，不仅引发了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也促使了环境经济学的出现。因此，在日益兴起的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外在性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个人在公共场所抽烟，可能会对他人的健康产生影响；一个工厂的烟雾或噪声，会影响相邻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个企业的工业污水流入河里，会影响下游人的生产与生活等等。这些都是外在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外在性问题如何来处理？古典经济学解决的办法是，对受损者，或是进行直接补偿，或是政府以征税的方式间接补偿。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资源不能有效使用，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在现代产权经济学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因为外在性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对造成损害的补偿，而且要看到为了避免这种损害又产生一种新的更严重的损害。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而在于如何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对于这个问题，在产权界定清楚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是能够很好解决的。
对于最近香港环保署以广九铁路上水至落马洲支线计划可能严重影响原湿地生态环境为理由，否决该项工程，令落马洲支线不能如期在4年后完成。而上水村民则表示，如果铁路不能在该地建成，作为湿地的地主，会在自己的土地撒杀草剂，杀死湿地植物，赶走雀鸟，实行“玉石俱焚”！广九铁路亦表示，他们会据理上诉，并在上诉期间，原定于明年动工的马鞍山支线和尖沙咀沿线工程，将会延后开工，以等待上诉结果。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外在性问题引出的争端。首先，由于铁路在环保人士所称的原始湿地经过，所导致的外在性成本，使得所经过之地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从而破坏了香港人的生活环境；其次，上水村民之所以抗拒环保署的决定，就在于铁路如果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不仅可以获得征用土地费用补偿、方便他们的生活，而且在于让他们的土地迅速升值，即巨大的外在性收益；再次，对广九铁路来说，设计方案的改变，除了增加直接成本外，其最大的外在性一是广九铁路可能把所增加的直接成本今后转移到顾客身上，二是影响工程按期完成，影响香港居民生活便利。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面对着落马洲支线计划巨大的外在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完成，还是通过市场的选择来达到？政府的干预是最好的方案吗？如果认为政府的方案最好，那么这种方案是经过精细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是以某种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为标准？如果是后者，这种标准是否真正地以香港的公众利益为目标，还是以冠冕堂皇的口号为掩饰？还有，上水村的地主们是否有权在他们的湿地上作为，如杀草、赶走雀鸟？如果有，那么政府要保护其湿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如何达到？如果没有，那么拥有这些湿地的地主们的权限如何界定？界定了之后，政府又如何来监督，其监督的成本又是多少？由谁来承担？还有，保护湿地生态和修建落马洲支线都是香港的公众利益，如果不通过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人们凭什么来断定哪种行为对香港民众的收益更大、损害更小呢？
笔者想面对以上的一系列外在性问题，无论是民众，或是政府都没有深入地思考分析过，即使是政府会认为咨询过所谓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但无论是少数人的咨询，还是政府官员断然决定都比不上市场选择可使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如果说，政府高官仅想表明其官位的权威性（或许他会说，他是依法而为，但任何法律对人们的行为都是不完全的，需要根据新情况不断修正完善的），做出断然的决定，那么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就可能会受到伤害。
总之，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不外乎就是为民众谋求长期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