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是大千世界里的寻常事。
罗杰想探究其中的奥秘，他能过工作上的便利，在每次到市上办事的时候，都留心听听别人的传说，听着听着，他大概也知道了一些内幕消息，却让他大倒味口，原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交易。
罗杰想，这类生活上的事如果没有工作上的背景，顶多就算生活中的小花絮，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个人的事，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家庭恩怨纠纷也只能在文艺作品中权当佐料而已。
但是这件事中间搀杂进了工作上的交易，就不仅仅是家庭个人的事了，这多少反映了干部的作风问题。后来，冯瀚的局长没当多长时间就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当然是平级调动。
罗杰很快就把这事忘了，过了很久，他还能听到人们对这件事的议论，不过看那俩家庭里再没有闹出些什么新闻来，这种议论的传言就慢慢地少多了，只偶尔被一些人在无聊的时候提一提罢了。
能这样相安无事，那也算是他们那两个家庭的造化。
罗杰最近听到一个关于杨明被撤职的第三个不同版本的传言。
这个传言说杨明临出国时与市政府的一个副市长吵了一架，好像是那个副市长做好了一切出国的准备，连出国前的防疫针都打过了，后来却被另一个副市长顶替了，没有能成行，结果就在杨明出国期间整理出了杨明当厂长期间的所有不光彩的材料报组织部弹劾杨明，杨明还真没过组织部这一关。其实撤了也就撤了，组织上不让杨明当厂长原本就不需要什么太硬气的理由，倒是一个不允许杨明到外地谋职的内部决定有点太明显地暴露出报复倾向，其目的就是废了杨明。至于那个副市长究竟是谁，罗杰到最后也没弄明白，他只是深深地感觉到，政府官员中出了这样的人，多少也是文革遗毒没有肃清的表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很多新的不良倾向和恶习也不一定都能与文革靠上谱，也并不是一切恶的事都是文革造就的。那么，是不是新的时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也伴生着新的恶之华？
这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思辨。
厂传达室通知罗杰来领一张汇款单。
罗杰有些纳闷，他想不出有谁会给他寄钱来。
罗杰到传达室，在登记簿上签了字，收发员吴珂按登记号码给罗杰找出了那张汇款单。
吴珂看了汇款单上的字，对罗杰说：“是编辑部来的，稿费。”
罗杰：“让我看看，多少钱？”
吴珂：“七块钱。”
罗杰：“太少了，可能是一首诗的价钱。”
罗杰接过汇款单一看，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小报编辑部寄来的稿费，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密密麻麻地写了他的诗发表在哪份报纸的哪一期上，并说随后寄出该报请查收。
罗杰实在对那家报纸感到陌生，他敢肯定绝对没有给那家报纸投过稿，但看笔名的确是他的。
罗杰对吴珂说：“我可没给这家报纸投过稿，但这上面写的地址的确没有错，所以这稿费肯定是我的，管它呢，先领出来花了再说。”
吴珂说：“是你的没错，咱厂小青年经常有人收到汇来的稿费，编辑部弄这事一般不会错的。”
罗杰在去邮局取钱的路上还在想，自己只给《诗刊》投过稿，怎么会被登在一家不知名的小报上呢？也许是《诗刊》自己不用，推荐给别家编辑部，也许是这一报纸的编辑在《诗刊》的来稿中有意抽走了自己的作品，也或许是编辑部弄错了，这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作品，但绝不可能，收款人及地址准确无误，更何况笔名也没弄错。
罗杰决定把这笔稿费领走花掉，这肯定是属于自己的稿费，没错的。
转念一想，罗杰觉得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有点不尊重作者的意愿，我罗杰明明没有给你们报纸投稿，凭什么你们就能登我的作品，事先也不征询本人的意见？也许是觉得业余作者好说话，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其实不然，罗杰觉得他的作品只投给他认为合适的刊物，主要还是想检验一下他的功力和水平，要是想把手稿变成铅字印刷出来，他可能早就投稿无数了，何必等现在。
罗杰实际也真是没怎么投稿，他的作品过去是写给茹婷看的，到后来是写给何玲和狄菲她们看的，那时候他没有想着去投稿，他想他要是挑选一些计八和小说手稿去投，未必不会被选出中几篇，但他还就是没有投过稿。到走上工作岗位，他写的作品没有了阅读者，他这才感到应该试着投一些稿出去。毕竟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不是一件痛快的事，他现在不能再给茹婷看了，寄给狄菲也不合适，仿佛还有什么企图似的，在厂子里，他虽然表现出一付文人墨客的样子，但周围认识他的人对他写东西不怎么感兴趣，知道他能写东西的人都对他说，好好努力吧，将来一定能出名的。他丝毫觉不出他周围的干部和工人对艺术的崇敬与向往，所以他没有兴趣把他的作品拿给人看。缘于此，罗杰才觉得他应该试着投一些作品出去了。
但他绝不随意乱投，他有很严格的选择标准。首先他选出的作品是他觉得比较得意的富有创新和激情的，其次他选择那些严明的文学刊物，一般他不往报纸上投稿，他觉得报纸上登的差不多都算急就章，经不起太严格的推敲。可现在，他的第一首诗还是登在了报纸上，而且还是不知名的小报，这让罗杰多少感到了不痛快，其码他没能产生兴奋的感觉，他仍然没有一点事业进步的喜悦感受。
更为戏剧化的是，罗杰后来没有收到编辑部曾答应寄来的那份登有他作品的报纸，他没能看见那变成印刷体的自己的作品。为此他还给那家报社去信问过这事，回信说报纸确实寄出了，让他在当地留心查找。
罗杰问吴珂有没有看到过寄给他的印刷品或别的什么，吴珂说寄到厂里的东西除了平信都有登记，没有他所说的东西，并建议他给那家报社联系，最好能知道对方以什么方式寄来的，要是能有个编号什么的，也好通过邮局查找。
罗杰觉得为这么件小事费那功夫不值得，主要是太麻烦，最后也就作罢了。后来罗杰还曾到市图书馆去查过那份报纸，可是因为那报纸实在太没有影响，市图书馆里也没有订那家的报纸。
罗杰想想，不禁自嘲：这就是一个文学青年的处女作的命运！一段十分搞笑的诗的遭遇和七块钱的稿费而已。只有那七块钱是实实在在地落到了罗杰的手里，说不准还真是那家报社的编辑部搞错了呢。
罗杰平时下班后吃完饭，有时候他会再回到办公室里去看书写东西，办公室的灯光比宿舍里强一些，现再说办公楼里也没人，十分安静，非常适宜看书写东西。
这天，罗杰在办公室里正看书，突然电话铃响了，罗杰接起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是电话室值线员王君的声音。
王君：“是罗杰吗，你现在有事吗？”
罗杰：“我没事。”
王君：“那你到电话室来一趟，我有事找你。”
罗杰：“好吧。”
罗杰放下电话就去电话室。
电话室在办公楼一层的一间房子里，离门庭走廊很近，平时上班时间为了保持安静门总是闭着的，现在，王君把电话室的门大开着，她自己站在外面的走廊上等罗杰。
王君是一个年轻妇女，二十七、八岁，长得很秀气，身材还算丰满匀称。她有一个三岁多的女儿，在她值班的时候经常把女儿带到电话室来玩，罗杰也很喜欢逗她女儿玩。
罗杰下楼到电话室找王君，见王君丫在走廊上，就说：“你站在外边，一会电话来了你万一听不见要误事的。”
王君：“没事，门开着，铃一响就能听见。”
罗杰：“你叫我有啥事？”
王君说：“是这样，我想让你帮个忙，过一段时间我家里可能有事，我值班的时候要回家一趟，大约半个小时，我想让你帮我值会班，也就几天时间，我叫别人来帮忙也不合适，只有半个小时，叫人家来回跑不方便，我看你下班以后呆在厂里有空，能行吗？”
罗杰：“你那活我可干不了，财说电话家重地，我去也不合适，万一出了差错，误了事，我可担不了责任。”
王君：“没事的，下班以后没多少事，主要就是厂里调度室可能有几个电话，就算帮忙了好不好？”
罗杰：“我在电视上看你们平时接线手都挺快，肯定干不了，我记不住电话号码，经常在数字上弄错，我对数字特别不敏感，得非常小心才行，我在财务上干，对数字上的事经常没印象，得记到纸上才行，你那活我真干不了。”
王君：“没事，挺简单的，我一个普通女人都能干，你这样有学问的人一试准成。”
罗杰：“要是捅了乱子我可不管。”
王君：“一切责任我负，进来吧，我教你。”
王君把罗杰领到电话室，王君坐到接线台上，地罗杰说：“你看，这是咱们厂所有装电话的部门，上面都有标签，上面的插孔和下面的活动插线是成对的，要是有电话打来，上面的灯就会亮起来，你把对应在下面的开关拨上去就接通了耳麦，你问他要哪里，听清了以后把下面的插头拨起来插到要接通的电话的插孔里就算接通了，然后要立即将监听开关拨回来，就中止了监听状态。等上面的灯灭了就表示通话结束，把插头拔出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你试试。”
罗杰俯身上去看了看，这个电话插转台上的插孔不算多，也就二、三十个，倒不太复杂。
罗杰：“咱们厂就这么些电话？”
王君：“就这么多，左边这几个不常用，中间这部分是办公楼上的电话，下班以后都没人了，也不用管，主要就是这几个，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