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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讨回做人的尊严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有的人把这个事看得重，有的看得轻。
就拿妇联来说吧：省妇联于部长，还有吴部长，她们是那么的认真。她们是妇联权益部的，是男人的性格，像个汉子；县妇联武主席也特认真。工作上，她是我们妇联的主席，实际上她就跟我的一个亲姐妹一样。她有时候吧，一进门就问我吃过了吗？饿不饿？冷不冷？我心里暖烘烘的。并不是说问你几句就好，不问就不好，我是说她心里总的来讲惦记着这事。去年过年的时候，她给我了100块钱，说：“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帮不了你多少，今天给你100块钱，买一点什么东西。”当时我不愿意要，我知道她们也没有多富，后来一想这是她的一点心意，我就收下了。
到了我们刑警队，那几个人开始逮他，有两个后生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他们是很认真的。我们报案的时候，他们当时就好像挺动怒的啊，听了觉得挺气愤，给他带上手铐那会儿挺气的。到了检察院的时候，有两个女的，她们很认真。第一，对工作很认真；第二，好像她们也是女的，接受这个案子心里好像有一点不平衡。去查我案子的时候，调查取那个证据，那个姓余的女的，当时骑车子把裤子都戳破了，戳了这么大一个窟窿。她推着车子到我家，对我说：“哎呀终于找到你了，你想不想请个律师？”我说：“我和妇联商量商量。”她说：“如果不请律师，我们就是代理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裤子戳了那么一个窟窿，肉也呲破了。我反正多会儿心里也惦记她。
到了法院的时候，接收案子的法院院长是很重视的。他说：“没事，我们会给你一个公道的答复。”起诉，不是要缴起诉费嘛，院长给我签了字，免费。有时，他就说交50块钱。一般我最多就是交50块钱，没有多过。接下去我就是找他，他一直在催。因为，我那会儿回去的时候，眼睛、手都肿着。有一天眼睛肿得都看不见什么了。我就说：“你们快点啊。”因为逮着他就有办法，反正我有腿能走，有话我能说，不过我的身体不太好。我怕那会儿我坚持不过去了。我说：“我怕我的身体坚持不过去，快点给我一个明白吧。” ＇快抓在线书1。0。2＇
那会儿是办他伤害罪，我还起诉他虐待罪呢。办案的法官非得叫我回家取证。我取证？我不识字，再说我觉得我取证不合适。后来没有办法了，妇联吴主席和我一起去取证。那几个证人证言都是妇联帮我写的，取回证来，法院又让我取证。我烦了，说：“我给你取不回来！”赶到检察院取证的时候，县里人比农村好像素质高一点，他们实事求是地说。他是1999年9月8号被逮到的，案子从公安局到检察院有20多天。两个月后，法院开庭给他判的伤害罪。一开始，定在10月26号开庭。10月26号是我心里很难过的一天，那天我被打整一年。一到那天，我心里就又想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偏偏选这个时间。他们手里有那些证据，肯定知道这一天是我挨打的纪念日。后来我还是去了。想不到，改庭了。说是上午8点开庭，我们8点就去了，省电视台“大众话题”节目那边报道过我的事情，他们也说过要去。但是，26号改庭，通知记者了，没有告诉我们。那天人去的还不少呢，在法院站了半院子。赶我们去了，庭长说，改到下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开庭，我去了，在省城的小弟弟也回来参加。妇联给我找了律师，人家（我丈夫）也请了律师。开庭的时候，他的律师说不是故意伤害，是过失。我说：“你家有这么过失的没有？咱打个比方，你们家有这回事，你怎么办呀？”我说：“拿良心衡量这个事，我也不愿意把他放在牢里，但我们这样继续下去，不但害了我们两个人，害的人多了啊！”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后来，他们老说是过失，好像过失就没事了。我说：“判得轻我也不怕，只要你给我结果就行；给了我结果，不服我还告！”在还没给他判刑的时候，妇联怕判不下来，每天都给省妇联打电话，讨论这事怎么办。吴部长、于部长她们请的律师和我一同到省电视台“大众话题”栏目做节目，给他曝光。律师、记者在“大众话题”讨论说应该判几年，说跟（在）法律上查，故意伤害罪应该判7年，虐待罪是2年，结合起来是9年的刑。
虐待罪开了一次庭。他就是不认。说我的脚二拇指不是他打断的，是我自己碰的。儿子对他说：“你还是实事求是地说出来，人家证据都取回来了。”他和儿子、闺女说：“爸爸不能认，要是一认，罪就加上去了。不认她也没办法。”最后，县法院没有给他判刑，认为不构成犯罪。我不服，去市里上诉。市法院二审没有开庭。过了一段时间就给我写下一份判决书，说是维持原判。
我自己觉得他构成虐待。我的身子都由他支配了，你说不构成虐待？从我跟他结婚到出事，20年来他一直打我。我没有好好地过过一天，身上落下了许多伤疤。这个右手大拇指上的伤疤是他用镰刀砍的。本来他要往我头上砍，我用手一抱头，就砍到这儿了。
伤害罪判下来是4年。我不服，只好找检察院，检察院的那个姓余的女检察官说：“我也知道好像有一点偏低，人家这个罪量刑最高是10年，最低3年，给他判4年刑，也在3年上面了，没法提出公诉，我们提起抗诉的时候，如果不符合法律，要罚我们的。”我说：“连累你们我就不了，要是我自个的，我绝对还要起诉。”过后，他不服，向市里上诉。市法院维持原判。县法院说给他判4年，第一是考虑他给我输过血；第二说是考虑两个孩子，法官说：“我也为两个孩子想一想，因为你儿子也大了，将来必定得成个家，还得放他回来。”他对小闺女吧，可疼了。对儿子不怎么好。在县看守所，我第一次去开离婚那个庭。可能他在牢里不怎么样，我知道他的性子啊，不知道他是怎的，叫人家打了。那天在看守所开庭的时候，孩子们都没有去。把他提出来的时候，里边的衬衣、囚衣、背心全都是血，脸全都是黑的，耳朵也是黑的。我没问他谁打的。我当时好像说：“不管你怎么样，你想想看，我挨打的时候那么央求你。现在你也可能央求别人了吧？”我就这么和他说了一句。开庭时他说：“婚我同意离，但是我要小闺女。”过后，法院征求闺女的意见，她不跟他。最后，两个孩子都判给了我。他出狱如果要求变更抚养，那个是根本没有用的。他出狱时，我最好不要见到他，也不愿意听到他。他出狱就是给我几百万也好，给我什么，我都不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脸色。这是绝对什么人也改变不了的。
我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咱们省、市、县妇联，就是咱们做妇女工作的人，感谢律师援助我、感谢法院的帮助。总的来说，前一阶段我是受折磨的人；后一阶段，我处的人不一样，我心里挺满足的啊。像我这样的不要再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家里人都要互相尊重，不是说谁怕谁，不管是女的还是男的，谁也不要欺负谁。
我现在还做生意，但没有资金做面摊。妇联答应我：“王菊芬，你要是想干点什么啊，没有钱，我们也支持你一点，我们给你贷点款啊，3000元还是5000元我们都支持你。”我也想过，开个摊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开起来，第一年肯定也没有多大的效果，肯定是赔本。我们租的房子不贵，一个月就45块钱，连水费、电费不到60块钱。我们娘三个住一间，一间西房。秋天我还愿意搞蔬菜，到冬天我也是搞蔬菜。现在我没有一个车，人家有三个车、两个车的，我就借上人家的，要不就租人家的几天。今天包下货了，包下人家菜，一般就是包车，包下来之后我就拉上去卖。卖吧，我现在身体不如以前了，一个人掀不上去，我就雇旁人。我们那会儿在一个摊合伙，家里有一个男的还可以。现在我不敢和男的接触，我就是尽量和一个女的。她力气挺大的，不怕累。有时找不对，她还没这个胆量下这个货，怕包这个货赔了。我一般包的是3天、5天不会坏的货。
一冬天妇联在帮我，就像亲姐妹一样的。我搞的那个（菜），你们叫葱头，我们叫洋葱。冬天我老母亲那边种。我二弟有个农用三轮车，帮我从老家把葱头运到县城。妇联说：“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冬天冷，不能每天在早市上卖。不行就沿着单位卖。”我有的时候去单位卖，认识的单位去可以，不认识的单位那就卖不出去，卖给食堂，居民楼也卖。妇联说：“你给我包起，用塑料袋打起包，打个十斤或八斤，三块或五块的，我给你到县委大院处理一部分。你不和他论斤，就是论袋。一袋多少钱，多少斤，你在家要（称）好。”我就在家里和我弟弟、小闺女装起袋。一袋约三块、五块钱，多了人家也吃不了啊，不能赖人家。要不等于和人家要钱了。
我现在就靠这个生活，大本生意没有，只是做小本生意，我不敢太大。我知道我抬下人家一个摊，租摊人家一部分资金，你就是贷也好借也好，你不能说你收拾摊，欠人家了吧？我怕收拾摊的时候欠人家。我今天和你们说一个实话吧，我不敢在县上呆着。我想，他刑满的时候我就走。不管走到哪儿，绝对不能在县上。
后记：2002年年底，王菊芬外嫁他乡，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
点评：妇女权利与能力增长的内在和外在动力
薛宁兰王菊芬，是我们访谈的第一位妇女，也是惟一接受两次访谈的叙述人。在她回忆受暴往事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时时被那些情境揪住，有时禁不住与她一同洒泪。每当那时，现场的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听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