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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次练习，我看到一些并不想看到的真相，对于自己的执著，我察觉的速度也不是顶快，更不能做到放下一切。当我察觉自己想得到最好的美酒，或察觉自己有恶毒的念头或看到自己本来是善意的，说出来的话却不太友善，一股心知肚明的微笑就会浮现，我希望自己在看到这些真相时能有更多的仁慈。肯曾经提到圣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做了。”这句话让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困境中孤军奋斗的人，也让我对人性生起更大的悲悯。
弄丢了父母的礼物，罗塞尔亲手做的礼物，偶尔还会感到心痛，但是我对肯说，“你知道，仅仅只有三天而已，我觉得自己已经从丢项链的糟糕情绪中走出来了”。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有点过度乐观，但是这次练习真的对我非常有帮助，当我在做上述的观想时，我觉得这颗星好像还在我心中，永远不可能遗失。我对于它的消失所产生的迷信也逐渐退去，原来强烈的执著减轻不少。我真的很享受这项观想的练习，能时常送朋友一些礼物是很开心的事。
“当人我的界线淡化以后，以前被我视为善待别人的行动，其实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我非常乐意将最后一口美酒留给他人，甚至是全部也可以。”
回到波恩，依依不舍地道别了迈克和崔西，看着他们离去，心里真的很难过，有些难关仍然等在前面，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奚弗大夫在看崔雅最近的检验报告，嘴里讲着德文，到现在我还弄不懂他的意思。崔雅身上并发的疾病非常复杂，肺部感染、糖尿病、肿大的双腿、耗竭的骨髓，更别提那要命的癌症——原本两个月可以结束的疗程可能被迫延至四个月。日子一天天地拖着，恐惧之中增添了乏味，一种怪异的组合。
“诺伯特？是你吗？”
“是的，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诺伯特和他的妻子乌蒂共同经营帝侯饭店。在我即将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月中，诺伯特为我们担当了（《鲁滨孙漂流记》中） “星期五”的角色，一次又一次贡献他自己的宝贵时间为我们服务。他是一个相当慧黠的人，幽默中略带病态，跟我很像（他说他认识一个不怎么有能力的大夫。这位大夫只有在预测过去时，具有90％的准确度）；我觉得他像个律师，也可以当个大夫什么的，他自己却比较喜欢门房的差事。我刚到这里的第一天，诺伯特便为我做了几张3×5的卡片，上面写的都是德文。他告诉我：“这是奚弗大夫要我做的。”有了这些卡片，我才能顺利地进出“诊所”（譬如崔雅产生胰岛素反应的那一天，因为有这些卡片，我才能火速地冲进餐厅，抓了些方糖回来救急）。少了它，我什么事也行不通。
“诺伯特，今天的天气如何？”
“晚上再问我吧。”
“好，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崔雅刚做完血液检查，指数还是过低，无法进行下个阶段的化疗。她有点沮丧，不只是因为想赶快完成这些治疗，更因为每一次的延后，即使是一天，都显示治疗的效果降低了。现在可能还得拖上一个星期，上一次的治疗整整延后了两周。情况不怎么乐观。诺伯特，‘该死’的德文要怎么说？”
“哦，肯，我很遗憾，有什么是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我需要订一间小巧的汽车旅馆，不要太贵，靠河边30公里左右，还需要—辆计程车和—位会说英语的司机、去柯尼希斯温特（K？nigswinter）的指示图、莱茵河渡船的时刻表、德拉亨山（Drachenfels）的开放时间，还有柯尼希斯温特是否有供应素食的餐厅……”
天气，终于不再阴霾。有时万里无云，有时飘来几缕白云。有人说冬天的气候如果特别糟，开春之后就会特别好，看来是真的。肯和我在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herg）与柯尼希斯温特度过了一个很棒的周末，我们住在莱茵河畔的一间旅馆里，浪漫极了。春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我喜欢看着它的景致变化，然后把它带回医院去。当我闭上双眼时，所有的景象历历如绘：在阳光下特别鲜明的白樱树冒出的新叶，绿色的草原上点缀着白色的小雏菊与鲜黄的蒲公英。
现在我又回到医院，回到治癌的琐事上，一个星期后才能接受化疗。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再等一个星期，化疗的效果又会降低一些。但这次感觉却很轻松，食欲有点降低，睡眠增加了一些，有时需要服用安眠药，还有一点头晕，比阿德利亚霉素要轻松多了。如果医生早一点采用这些化疗的药剂，我想我会应付得更好。阿德利亚霉素会伤我的灵魂，好像费尽千辛万苦，才能感到一点愉悦，而眼前这种治疗却不会阻碍我的快乐。
啊，德国人，他们真是既仁慈、和蔼又乐于助人，肯比我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接触。他常去吃饭的那家餐厅的女服务生，前几天带着花来探望我，另外还有许多司机先生、店东以及女服务生都十分关心我。
“点亮莱茵河”是这个周末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沿岸所有的城堡都燃起火炬，还有放烟火的表演。维琪来看望我们，肯陪她一起到河边看烟火，河边挤满了人群，各种年龄层都有，大部分是孩子，非常壮观。肯和维琪边看边发出惊叹声，他们闹了一阵子，突然发现周围鸦雀无声，连小孩都安安静静地，气氛非常怪异。肯后来问柜台的服务人员，因为美国人看烟火的时候一定会呜哇地大叫，服务员说也许美国人的啤酒喝得比较多。肯笑着说：“怎么可能，你们是全世界啤酒喝得最凶的国家，这才不是真正的理由呢！”服务员说：“在德国，大家看烟火的时候从不呜哇，我们只会嘘……”
在波恩总会碰上令人捧腹的场面，颇能振奋我们的精神。有一次我们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维琪点了卡布其诺，我为自己叫了Kolh啤酒。闲谈之间，一位侍者走到我们的桌边：“你是肯·威尔伯吗？我的胃里有个洞，急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胃里有个洞？我们俩都被吓呆了，以为他有胃癌，他可能看见我的光头，以为我也得了癌症，我赶紧站起来送那位侍者到“诊所”去。
他在一家书店看过我的书，认出我就是作者，他毫无避讳地谈起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女友刚离开所造成的影响与困扰。“我的胃里有个洞”，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我的心中觉得非常空虚。”他已经沮丧得顾不了那些客人了。他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描述自己胃里那个可怕的洞。
我忍不住和维琪及肯说，我真希望自己能早点发现这个地方。我提到一些过去犯的“错误”——我应该一开始就把整个肿瘤切除，继续接受三苯氧胺（tamoxifin）的治疗，每一位癌症复发的患者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也都能举出一两件足以延缓复发却被自己疏漏的方法。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别陷在自责的情绪中（即使有时还是会滑落悔恨的险坡），戴上后见之明的眼镜来看待目前的处境。我发现许多过去所做的选择都是出自怠惰，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治疗方式，因而轻忽了重要的后续医疗（继续食疗，服用大量的维他命、运动与观想等等）。我一直认为已经动手术，做了放疗与化疗，难道付出这些代价还不够吗？我只想回归原来的生活，哪儿也不去，不去看其他的大夫，不再做任何医疗的抉择。我瘦了好多，也吃了许多苦，难道还不足以让情况好转吗？反正处在这个模糊地带，本来就很难决定该做什么其他选择。
同时我又明白自己很自然地往最好的方向想，受到积极思考运动的影响，这股欲望有时膨胀得有点离谱：非常努力地想像癌症已经去除了，充满信心地告诉自己“我是健康的”，提防出现再度住院或癌细胞还躲藏在身体的某个角落的念头，因为消极思想的存在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使癌症复发。
我发现亲友们也都倾向于积极思考，我很理解没有人愿意往坏处想，但是癌症病人的恐惧并不是虚而不实的，也不只是负面思考，希望亲友们能学习和这份恐惧相处，毕竟它有时也能有正面的作用。
我发现过度简单的积极思考不但会让人否认自己的恐惧，更会在化疗结束后消除再接受其他治疗的动力。选择其他的治疗时需要高度的激励，因为做这些抉择是十分困难的，更别提到很远的地方就医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了。当你没病时，看到报上刊登的治疗方法，只会觉得有趣，但是生病时接受这些治疗可就大费周折了。如果你一味地运用积极思考，可能会失去必要的动力。
我把注意力转回当下，小心翼翼地调整架在鼻梁上的这副后见之明的眼镜，再一次地，我看到自己想要依赖奚弗大夫“快刀斩乱麻”的治疗背后的怠惰，还有，以为凭着积极思考就能把癌症治好，但是这副眼镜的焦距点是清晰的，让我很清楚地看到我应该继续寻找长期的辅佐方法。一旦决定采用综合的治疗方法，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贯彻到底。我知道自己的怠惰与想要过正常生活的欲望，会让我一听到别人的建议或他人的经验时，就会对自己所做的选择产生疑虑。但是我会保有那些怠惰与欲望，让它们帮我拨云见日。我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能帮助别人在起起伏伏的癌症生涯中，维持高度的治愈动力。我会提醒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疾病的发展或结果，也许只是极小的影响，甚至完全没有。我提醒自己深呼吸和放松。由自责所促成的动机只会伤害到自己。每当我紧抓着某样东西不放时，我会提醒自己放下，对自己温柔一点，学习与未知相处。试着去体会没有努力的努力、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动机的动机。努力不一定能达成目标。
崔雅进行第二次化疗时，观想的主题再度浮现，此刻的她应该观想化疗打败了癌症才对。但是她无法决定该采用主动或被动的观点。她觉得两者都很重要，这又是“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