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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爱迪丝及她的先生罗夫相处得非常愉快。罗夫是一位相当著名的政论家，道地的欧洲绅士：有修养、机智、才气横溢、涉猎广泛、非常有说服力，态度谦和有礼。可是令事情有所改善的还是爱迪丝。只要一见到她，我们立刻放松下来，不再忧虑在德国可能遇难，有爱迪丝在就行了！
我被轻轻拖往大厅，朝着第四个房间走去。我忍不住怀疑这个形体为什么能拉住我的手臂，因为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个不存在、空的东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如何能拉住有形的东西呢？除非……这个想法令我吃了一惊——
“你看见了什么？”
“什么？我？我看见了什么？”我慢慢地往房里瞧，我知道自己可能会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然而，我看见的不只是奇怪而已，简直是令人惊心动魄。我像个孩子一般呆立了几分钟。
“我们要进去了，可以吗？”
仍然没有进行化疗。我只是躺在病床上等，也没有足够时间写信、看小说、读灵性的书籍（现在读的是史蒂芬·勒文所写的《生与死的治疗》Healing into Life and Death），没有时间静修、踩脚踏车、回信、写日记、和肯、凯蒂以及爱迪丝聊天，也没有时间看望其他的美国人、欣赏艺术创作。这实在有点荒谬，我只是在证明时间不够用罢了。当我这么想时，心中生起奇怪的感觉，因为我这一生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用的。有时我觉得非常积极，有时又很怕自己一年内就会死了。
我走出病房，遇见一群眼眶含泪、掩面哭泣的人。不知道他们听到了什么。一位年轻人拥着一个女子，很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女友，两个人都红肿着双眼。另一个坐在桌边的女人环抱着穿绿袍子的女子，她们也在哭。另外坐在桌边的三个人，眼睛也是红肿的。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一场苦难。
我刚读完《新闻周刊》上一篇讨论病人有权利选择死亡的文章，这是我一直深感兴趣的主题，甚至早在罹患癌症以前就注意到了。花费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又让病人受那么多苦，只为了证明医学已经伟大到可以拖延病人的寿命，那种存活的方式值不值得，没有人关心。我希望自己的大限来临时，可以选择比较尊严的死法，而不是靠一大堆的急救设施来控制病痛。我对肯说，过几天或许会向奚弗大夫要些药丸摆着，只要知道它们在那里就够了。
我希望自己活下去的意志够坚强，能尽量利用时间，我需要彻底专注、保持清晰的思维和正精进，同时不执著于结果。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收到丽蒂亚寄来一封信，她说了一句令我非常感动的话：“如果主在召唤你，如果你的大限真的到了，我知道你会走得非常有尊严的。”我也希望如此，有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似乎会以我能活多久来评断我的成败、活着的品质如何，当然我也想活得久一点，但是如果活不久，我不希望人们就此认为我失败了。
我一天至少进行两次静修，早上做内观和自他交换，下午练习观音法门，我做这些练习，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懒，为了更长远的收获，不在意结果，只是单纯地强化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忠诚以及付出应有的努力。
好像还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崔雅，你应该担忧才对。”那个微弱的声音虽然存在，可是没有听众。
抵达波恩后的这个星期，虽然有许多困难，崔雅仍然保持稳定、喜悦，这是医生、护士和其他访客经常发出的感言。人们喜欢待在她的房里，感染一下她的欢愉。有时候我甚至很难找到与她单独相处的机会！
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从这些坏消息中走出来，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切的真相。毫无疑问，这是静修的功效。得知这个坏消息的第一个星期我跌入了谷底。我让所有的感觉涌上，愤怒、恐惧、盛怒、沮丧。它们贯穿我之后就消失了，于是我又回去面对一切的真相。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那份感觉像是接受而不是放弃，但是谁能如此肯定呢？我是在自欺吗？好像还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崔雅，你应该担忧才对。”那个微弱的声音虽然存在，可是没有听众。
我觉得自己受到太多的祝福，来自我的家庭、我的先生、我的好友们。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生命如此完美！除了这个该死的癌症之外。
我对肯说我实在弄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心情极好、精神极佳，我完全享受人生，我喜欢听窗外的鸟儿歌唱，我喜欢“诊所”里的每个人。好像时间永远不够用，我期盼每一天的到来，一点也不希望它结束。我知道自己可能活不过一年，但我只想听那些鸟儿歌唱！
我们终于得到消息，星期一要进行化疗了。化疗的那一天，我尴尬地坐在脚踏车上，凯蒂缩在角落里，崔雅则相当放松。黄色的液体慢慢滴入她的手臂。10分钟过去了，没事；20分钟过去了，没事；3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事。我不晓得我们究竟在预期什么，也许她会爆发一些情绪或什么的。一星期前开始有人打电话来道别，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项治疗会要了她的命。事实上这的确是非常激进而强烈的治疗方法，它可能会让病人的白血球指数降到零！但“诊所”已经发展出相当有效的“解药”，可以缓和大部分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美国医生忘了告诉我们这件事。崔雅发现这项治疗没什么大不了，于是开始平静地享用她的午餐。
现在距离第一次治疗已经过了几小时，我的感觉还不错！抗恶心剂令我有点昏昏欲睡，这一次的药比起阿德利亚霉素好过多了，我竟然可以边吃饭边接受化疗……
今天是第二次治疗，我仍然觉得很好，还骑了15分钟的脚踏车。我觉得他们应该继续使用这种解药。万岁！万岁！万万岁！美国那些医生对这种治疗一无所知，竟把它说成了虐待狂，啊！反正一切都很顺利就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收到你们那些令人惊叹、充满创意的卡片、信件和电话……很抱歉我无法一一向你们致谢，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实在是很棒，就像漂浮在温暖舒适的海洋一般。
我有许多主要的支持来源。其中之一是肯，他一直是“完美的支持者”——这绝对不是容易的差事。他替我办所有的杂事，在一旁握我的手替我打气，甚至还要想办法给我助兴，我们常有很棒的对谈，我们还是在热恋中。另一个则是我的家庭，他们的爱与支持也是无法比拟的。来德国之前，医生为我进行骨髓采集（以防将来在治疗中需要用到），我的父母还到旧金山来探望我们，妹妹凯蒂在德国待了10天，帮助我们适应这里的环境，我的父母目前也到了德国，准备在我的情况稳定后，开车带我去旅游。另一个妹妹崔西与妹夫迈克将在巴黎与我们会合，然后再带我回波恩进行第二阶段的治疗。当然还有肯的父母，他们也非常支持我、爱我。此外还有癌症支援中心的朋友，特别是维琪，她很有效率地到处采集骨髓、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然后是阿斯彭、博尔德以及芬德霍恩的友人……我觉得非常非常幸福。
刚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很顺利，我感冒，而且很不幸地拖了三个星期之久。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医院里做放疗，不能离开医院，因为一旦放弃这间病房，就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现在难关已过，我们很信赖杨克诊所的院长奚弗大夫。他是个精力旺盛、开朗而又愉悦的人；我觉得他就像个年轻的圣诞老人（他留着椒盐色的络腮胡），红色皮箱里总是装满了抗癌的礼物。不像大多数的美国医生，因为受食品药物管理局的限制，皮箱的尺寸比较小。有时这些太过专业的明文规定，反而使许多有效的治疗方法受到局限，例如奚弗最常用的药是ifos… famide；它是美国现在最常用的cytoxan或cyclofosfamide的表亲，这个药是奚弗大夫率先研发出来的。他使用这种药有10年了，直到去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才通过，但只能用来治疗肉瘤（事实上许多癌症它都能治），而且被许可的剂量也远远低于奚弗大夫的认定。因此，在美国我是不可能以这种药来进行治疗的。
一二月份与许多医师会商，他们都建议我采用阿德利亚霉素，如果按照设计好的疗程来进行，我大概到死以前都得服用这个药。这个药的时效大概可以维持14个月，可以想见的是，它可能带给我的痛苦与折磨。我妹妹曾经问我服这种药会有什么副作用，我列举了一堆症状，听起来并不怎么吓人，但我马上想到，过去服用它时经常对肯说的那句话：“我可以活动，也可以做事，但这个药最可怕的是它会伤到我的灵魂。”你们可以想像当我听说又要接受这种治疗时，心里有多么恐惧了。我逼问医生，如果接受这种化疗还可以活多久？他们回答我，如果这个药对我还有效的话，我大概有25％到30的机会可以再活六个月到一年。这等于只给我一点零钱嘛！我回答得很不客气，然后就决定找别的出路了。
根据我所罹患的癌症类型以及第一次手术后复发两次来看，癌细胞转移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1月19日被告知真正的病情以后，我历经了不少心理转折，刚开始是盛怒，我认为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必定也会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我的战斗意志彻底被激起，发现“诊所。的存在后，精神变得更好。说真的，最难过的还是在做治疗抉择的时刻。
除了愤怒，我还常常感到烦忧，但生活的忙碌与混乱令我无暇沮丧（我必须列出一连串的电话号码，一一询问之后才能做决定）。一开始有好几天，我极为脆弱、恐惧，哭个不停，非常地焦虑不安，接近崩溃边缘……后来我想到这个星球上此刻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受苦，过去又有多少人曾经受过苦，心情突然平静了下来。我不再感到寂寞、孤立；相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