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有谁想要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小孩吗？”海报上有一张小小的脸庞凝视着我。布告栏上还有另一张关于4岁糖尿病患者的剪报，一张诉求如何协助孩童们克服对医院恐惧的海报。看着这些，一时间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这些孩子与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令我感伤，他们还这么年轻啊！墙上有许多色彩鲜明的蜡笔涂鸦作品，画的都是布林克医师，但其中有一张特别打动我的心，上面写着：“把布林克医师和糖尿病放在一起就像……”图上画的是一杯汽水、一根剥开的香蕉，还有一些巧克力碎片饼干——画中这些食物都是孩子们的最爱，现在却再也沾不得了。他选择这些被全然禁止的食物，作为他所要表达的重点。
第二天，我们在“三位一体教堂”（Triuity Church）度过复活节，这是一间兴建于1834年的教堂，盖得极美，罗马式的拱门建筑，里面缀饰着金色叶片、深绿的暖色调，以及赤褐色的瓷砖。复活节的星期天，教堂里挤满了人，前方的桌上布满了天竺葵，是准备送给来参加礼拜的每个小孩。这幅景象令我有点惊讶，突然想起这本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几乎忘记这回事了。这里的每个人都穿着特地为复活节准备的华服，当我们走进教堂时，发现今天早上在人行道上的礼拜是需要穿西装打领带的。波士顿的“华服”在今天倾巢而出。
我们簇拥在这些华服与复活节的礼帽中，好不容易找到视野很好的位置。我们从一位号手的后方向下俯视一个个灰的、棕的、金的、秃的、戴帽子的、没戴帽子的脑袋。教堂四周的金箔，高高矗立的拱门以及圣坛上庄严的十字架，使我们的灵性为之提升，提醒着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儿女。
我喜欢这次礼拜所讲的道，简短、有内容。牧师提到了我们在人世间的苦难，以及那些曾经被苦难试炼的人所坚守的古老信念，他问道：“我们难道不能放弃古老的迷信吗？那些受苦者理当受到苦难的折磨吗？每天晚上，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在吃不饱、穿不暖、无疵佑之所的情况下就寝的。”他将耶稣所受的苦难与人类的处境结合在一起，我从未听过有人以单纯的人性、而非神圣使命的角度来诠释耶稣所受的苦难。这位牧师也提到我们对意义的需求，并且为我们祈祷，使我们能够在平凡与超凡中觅得个中的意义。上帝一定知道那些话是在对我说，因为我一直对意义有着强烈的渴望。
就在我聆听讲道时，奇妙的改变发生了。突然间，“意义”这两个字给我的感觉和过去迥然不同，不再觉得不愉快、不满足、甚至慌张不安。我想我对自己可能比以前慈悲一些，对生命和人性也更温柔了。而智慧迈进的部分，我和肯曾经讨论过，但是当我与其他人谈到这些内在的变化时，他们无法完全相信那是真的；我是在夸耀吗？还是在期望它是真的？也许我所断言的事实，到头来都不是真的？但是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在伪饰，因为每当我写到或谈到那些过去曾经困扰我、至今仍未消退的问题时，我心中的抱怨、棱角和苦涩已经不再强而有力，我并不想拿我的进步去说服任何人，因为我仍然坏脾气、爱抱怨与自怜，只是当我提起这些问题时，感受不再那么强烈，甚至有点乏味，这时我知道自己真的有进展了。
接着我们来到南方古教堂——每一个家族都有高墙围绕、属于自己的包厢。强调的是人、神之间的秘密经验，因此与“三位一体”教堂的感觉非常不同，在那里我们可以目睹整个圣会的经过。一位牧师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他的帮助，他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包厢。当马萨诸塞州被英国人统治时，这个包厢是属于当时的州长，伊丽莎白女皇造访此地时，也曾坐过那个位子。
之后我们到纪念花园逛了逛，这座花园同样被高耸的砖墙环绕，上面还悬挂着许多匾额，纪念保罗·李维、乔治·华盛顿，以及曾经被人目睹在1798年从钟塔上飞下来的人士。肯开玩笑地说：“他们应该把匾额钉在地上有油的那个点才对。”环顾四周，砖墙在春天的阳光中散发着光芒，有些地方满满地攀爬了厚实的蔓藤，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我觉得非常幸福，至少当下我是这么想的。
6月2日，我们回到了旧金山——一个红旗飘扬的日子。医生们决定停掉崔雅的利尿剂，哈利路亚！这表示她的循环系统功能已经获得了改善。我们兴奋得有些精神恍惚。停掉利尿剂后，我们到城里大肆庆祝了一番，去他的饮食控制！崔雅活着，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活着。许久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喘口气，真正地喘口气了。
两个星期以后，崔雅在自己的胸部又发现了一个肿瘤。后来肿瘤被切除了，是恶性的。
13 艾斯崔雅
“做命运的见证者，而非它的牺牲者。”
崔雅发现那个肿瘤的早晨，我正躺在床上，依偎在她的身边。
“亲爱的，你看，就在这里。”一颗小小的如石头般坚硬的肿块，就在她右手臂的内侧。
她非常镇定地说：“你知道的，这很可能又是癌。”
“我也这么想。”
还会是什么呢？更糟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复发是格外严重的，这表示它已经开始转移到其他部位了，骨头、脑部或肺叶，这种几率是相当高的。我们两人都非常清楚。
然而在未来数天、数周、数月内，仍持续令我惊讶的是崔雅的反应：既不惊慌、恐惧、愤怒，也没有因此而落泪，一次也没有。眼泪对崔雅来说，是一个泄露心底秘密的迹象，只要有什么不对劲，她的泪水就会毫不隐瞒地透露一切，但这一次崔雅似乎过于平静、放松与开朗，没有批判，没有逃避，没有抱怨，也没有嫌恶，如果有，也只是些微的起伏。她的定力似乎已经到了无法动弹的境界。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一个人可以在长时间内都如此镇定不移，我也不相信这是事实。
崔雅说她内在的改变在许多方面渐渐攀上了顶点，从做事到存在，从认知到制造，从不安到信任，从阳刚到阴柔，其中最难的便是从掌控到接受。这一切似乎非常简单，直接与具体的方式完整地融合了。
三年来崔雅的确改变了，她能公开地表达对这次复发的感激，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证实这份内在的改变有多么奥妙。她觉得老旧的自我（泰利）已死，而全新的自我（崔雅）正在诞生。
我现在的感觉如何？基本上很好。今晚上了一堂很棒的苏菲课程，我很喜欢这种修炼的方法，希望能一直持续下去。肯和我打算明天沿着海岸兜风，在任何一个可以发现我们的地方停下过夜。
当天下午我和彼得·理查兹谈过以后，再次确定我的癌症又复发了。他们称之为治疗失败，这话听起来如此不吉利。我自己的感觉倒还好，有个声音悄悄地对我说：“你应该忧虑的，为什么你表现得如此镇静，这是不对的，难道你不知道令人恐惧的事正等在你的面前吗？”但这个声音并没有太大的威力。我想它就是我头一回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时所产生的那份恐惧。
那份恐俱曾在半夜把我吓醒。那是一种无知的声音。与其说它能告诉我癌症到底意味着什么，倒不如说它直接为我描绘出了死亡的恐怖画面。它和着那些普通的有关癌症的论调，在我耳朵里大声演奏着不祥的音符。
我读过许多可怕的癌症病例与残酷的疗程，“西方十大致命死因”中所叙述的骇人景象，曾经带给我许多噩梦。然而此时它们却变得相当惨淡，不再像过去那般令人胆战心惊了。
当我第一次发现这个肿块时，除了倒抽一口气之外，并没有特别害怕，虽然内心很清楚它所代表的意义。我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流泪，也没有强忍泪水。所有的感觉只是：哦，又来了？如此而已。
到彼得的办公室检查，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度过了很愉快的时光，我给他看我光头的照片，他的情绪和我一样好。第二天谈话结束前，肯和维琪在等我，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医院有一位医生娶了一个和他约会很久的女人，因为那个女人给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结婚，要么分手。经典的爱情故事，我敢保证陪在我们旁边的那位护士一定也非常高兴能听到这个“内部”故事。
肯真是太好了。他对我说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切。我非常平静，如果这是生命中无法逃避的噩运，我就坦然接受。这是一份奇妙与祥和的感受，我的饮食很好，运动很规律，我觉得精力旺盛，再度对生命燃起热情。
在今晚的静修中，我觉得自己不再逃避关系，也不再抗拒人生。我想开放自己面对生命的每一个向度，我要冒险，全然地信赖。我不想再利用敏锐的心思替自己的护卫和逃避找借口，我要凭直觉行事，只要心中觉得事情是对的，我就会照做。如果觉得不对劲，即使再合理，我也会尽量避免。我要畅饮生命，充分地体验一切，不再只是浅尝，然后抗拒。我要拥抱一切，含纳一切。我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
我立刻联想到，如果不想再做男人，就得停止称呼自己为泰利。我要变成崔雅，崔雅·威尔伯。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令人惊叹、兴奋的梦；梦醒之后我唯一记住的只有：“哈啰！我的名字叫崔雅！”
第二天早晨，泰利要求我叫她“崔雅”，我照办了。崔雅，崔雅，崔雅。我和她的朋友开始担心，也许崔雅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否定自己，因为她太平静、太喜乐、太开朗，也太坦率了。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她，因为她真的改变了，非常真实而深刻地改变了。
写作对我来说似乎很合适，特别是当我写下最近一次复发后的感觉有多么不同之时。过去六个月写作使用的磁片已经满了，我开始用全新的空白磁片，所写的内容，刚好是有关自己的改变。
这份感觉像一个新的开始，一种重生。我真的改变了，这份改变是深刻而奥妙的。我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