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 第12部分

他的话令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有一种清楚和坚定的感觉。也许得癌症这件事根本就没什么“命定”的理由，虽然以前的人非常喜欢向这些诠释靠拢。此外我对一般的医学解说也不十分满意，我觉得他们把一切都归到物质的理由（食物、遗传因素、环境污染等）。从某个层面来看，这个解说还算妥当，不过对我而言是不够的。我需要从这些经验中找到意义和目的。我只好透过思想和行动来赋予它一些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决定接受任何治疗，我不想在接受治疗后，就把这个病一劳永逸地锁在柜子里。从现在起，癌症显然会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要在每个层面都尽可能利用这次机会。在哲学上，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专心地观察死亡，帮助我做死亡的准备，仔细研究我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在灵性上，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践我一向感兴趣的内观修炼，不再企图寻找更完美的方法。在心理上，我可以更爱护自己和善待别人，并且更自在地表达我的愤怒，更能与人亲近。在食物上，我想吃新鲜和清洗干净的健康食品，开始运动。最重要的是，不论是不是能达成这些目标，都不再苛求自己。

我们吃完了午饭，这顿饭我们后来开玩笑称之为伟大的蔬菜汤事件，或者癌症的乐趣。这标志着我们对待崔雅癌症意义态度上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我们如何看待她的生活方式上的所有变化——改变生活方式，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它们需要改变。

“我不认为你可以看到它，因为只有我可以看得到。”

“它还在不在那里？”想到它就令我不安。

“我什么都没看见，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崔雅在说这句话时，就好像死神在你爱人的肩上是最自然的事。

“难道不能把它弹掉或是做些什么吗？”

“别傻了。”她说。

崔雅和我最后终于替这个病找到了意义，而且在健康和治疗上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但眼前我们必须尽快治疗这个疾病。

我们和彼得·理查兹的约会已经迟了。

4　平衡与否的问题

“那是欧洲兴起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我认为你是很好的人选。”

彼得·理查兹看起来有些沉痛。他显然很喜欢崔雅；治疗癌症病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彼得把各种可能的治疗略述了一番：切除整个肿瘤和所有的淋巴结，胸部不动手术只做放疗，但淋巴结要切除；切除部分肿瘤（拿掉四分之一的胸部组织），拿掉一半的淋巴结，四至六周的放疗；切除部分的肿瘤，拿掉全部的淋巴结。我们好像很平静地在讨论中世纪的酷刑。“夫人！我们这里有八号尺寸的贞操带。”

崔雅已经想好大略的治疗计划。虽然我们都很热衷另类疗法和整体医学，但细察之下才发现，没有一种另类疗法，包括赛门顿观想（Simonton　visualization）、泽森食疗、巴哈马的伯顿疗法在治疗第四期的肿瘤上有任何成效，这些肿瘤是癌症中的纳粹党，小麦草汁和积极思考不会给它们很深的印象。如果想有任何存活的机会，必须用核弹把它们炸光——这时白人的主流医学就有用了。

崔雅经过仔细的考量，最后决定第一步采用主流医学的治疗方法，然后结合所有的另类疗法加以辅助。当然，另类疗法并不鼓励采用主流医学的方法，譬如放疗或化疗，因为它们会造成免疫系统的永久伤害，而减低另类疗法的疗效。

这样的看法部分属实，但癌症的病情比大部分另类疗者的想像要更细微。举例来说，放疗确实会减少白血球的数量，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况且免疫力的不足和长期的白血球减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白血球的数量和免疫力的品质无关，譬如某些接受化疗的人并没有显现更高几率的感冒、一般感染或续发性的癌症，虽然他们的白血球数量可能比较少。事实是，许多采用另类疗法的病患死了，当然最方便的借口就是，“你应该早点来找我们的。”

欧洲的主流疗法发现，切除部分的肿瘤，然后做放疗，基本上和全部切除肿瘤的疗效是一样的。彼得、崔雅和我都认为切除部分的肿瘤是比较合理的方式。

1983年的12月15日，崔雅和我在旧金山儿童医院的二○三病房度过了我们的蜜月。

“你在做什么？”

“我请他们拿一张行军床来，我今天晚上要睡在这个房间里。”

“他们不会答应你的。”

肯给了我一个你在开玩笑的表情，“孩子，如果你是个病人，住院是件很可怕的事，在这里你可能感染其他地方无法感染到的细菌。如果细菌不让你生病，这些食物也会让你生病。我非住在这里不可，而且现在是我们的蜜月期。”

他拿了一张行军床，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六尺四的身材大部分都悬在床外。手术前他送了我一束花，卡片上写着：“送给我灵魂的另一半”。

崔雅很快便恢复了活动，她再度浮现出生来巨大的勇气，泰然地度过了这段煎熬。

12月11日：彼得、肯和我三个人意见一致，认为先切除部分的肿瘤和部分的淋巴结，然后做放疗。我感觉很好，还能开玩笑。在麦克斯餐厅吃午饭，和肯一起买圣诞礼物，很晚才回家，觉得相当疲倦，心中涌出对肯的爱，很想把这份爱和宽恕分享给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的家人。

12月14日：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午睡后整装出发，到达旅馆和爸妈吃晚餐，收到更多的结婚礼物。打电话叫凯蒂来。依偎在肯的怀里。

12月15日：九点到达医院，开刀迟了两个小时。开完刀觉得很好，五点醒来，肯、爸妈和凯蒂都在。当天晚上打了吗啡，有点飘飘然，类似静修的感受。每个小时都被叫起来量体温和量血压，肯也得跟着起来，他必须告诉护士我还活着，因为我的心跳一向很慢。

12月16日：整天都在睡觉。到下面的大厅和肯散步。理查兹医生进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淋巴结没有任何癌细胞。和苏珊娜散步，当天晚上无法入睡，我要求打吗啡和止痛剂。很高兴肯坚持陪在我身边。

12月17日：打电话给许多朋友。读了很久的书。肯去买圣诞礼物，身体觉得很舒服。

12月18日：来了许多访客，肯出差去了。阅读《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身体仍然有些酸痛。

12月19日：出院，在麦克斯餐厅吃完饭，和肯买圣诞礼物。觉得很好，很有信心，有时我担心自己太过于自信了。

手术后的冲击是心理上的：崔雅开始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她所谓的“人生志业”。到底她的人生志业是什么？她给我的解释是，她以前—直倾向于阳性的价值观，也就是总要做点什么，她无法什么也不做，只是存在。阳性的价值观就是制造一些东西，达成某些目的，通常比较有攻击性、竞争性以及等级性：它们总是投射未来，依赖的是原则和判断。基本上，这样的价值观总想把眼前的一切“变得更好”，然而阴性的价值观却是拥抱当下，它们接纳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它们强调的是关系、包容、接纳、慈悲和关怀。

我认为这两种价值观同样重要，但“存在”的价值观通常与阴性联结，因此崔雅觉得自己过去太重视阳性的价值观，她否定也压抑了自己阴性的那一面。

对崔雅而言，这不是一闪即逝的好奇，我认为这是崔雅一生中最重要的心理议题。这个议题加上其他的东西，促使她把名字从“泰利”改成“崔雅”——她觉得泰利太男性化了。

许多生命的议题变得愈来愈清楚，我记得长久以来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人生的志业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我一直太想要“做”些什么，而没有充分体会什么是“存在”。我是老大，一直想做长子。小时候住在得州，在那里，真正的工作都是属于男人的。我重视男人的价值，不想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只要心中一出现女性的价值观，我就会抗拒。我否定了我的阴性面、我的身体、我的性别和我滋养的能力，我认同的是我的脑袋、我的父亲、我的逻辑和社会的价值观。

我的癌症令我必须思考燃眉之急的问题——我的志业到底是什么？答案分成了两部分。

首先，我不想透过一名男人来找到自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现在的工作居然是照顾肯，以各种方式来支持他，学习做到这一点又不失去我的自主性。我必须一边扮演这个角色，一边消除心中的恐惧——我把家布置得很好，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干脆请一位女佣算了！），我觉得他的工作极为重要，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我望尘莫及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肺腑之言）。我全心全意地爱他，他绝对是我工作的重心。如果肯要求我扮演一名好妻子的角色，我反而不可能照做。就因为他丝毫没有要求，甘心情愿地照顾我、扮演好妻子的角色。

其次，我想做的事是癌症病患的咨询工作，这和我一直从事的集体治疗有关。我愈来愈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我准备先写一本与我的癌症有关的书，里面包括各种治疗的理论；访问一些从事身心统合的治疗师和其他的癌症病患，然后制作一卷录影带。

我认为这是走出自我、服务他人的方式。这两者与我终生追求的灵性修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觉得我的存在开放了。

我的心和脑之间、我的父亲和母亲之间、我的心智和身体之间，全都有了通路。

我的阴与阳，我的科学家与艺术家。

一半是长篇大论的作家，另一半是诗人。

一个是以父亲为榜样、负责任的长子，另一个是喜欢探索、冒险的神秘家。

这绝非崔雅最终的天职，只是一个开端。她的内在有了转化，是一种整合与平衡的感觉。

我们把她的志业称做她的守护神，也就是希腊神话所指的“内心的神”。这个内心的神据说和个人的命运是同义的。崔雅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