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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一个文化对某种疾病能抱持慈悲与理解，那么任何病都可视为一项挑战，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此一来，“病”就不是一种谴责或诅咒，而是更宽广的治愈与复原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正面和支持的角度来看疾病，疾病就更有可能被治愈，病人也能因此成长。
人类都被意义定了罪，他们好像注定要制造各种价值和判断。好像我得病这件事还不够，我还得知道“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为什么是我？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它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我必须赋予这个疾病某种意义，而这个意义让我和我的社会紧紧相连。
譬如淋病，纯粹以病理来看，它只是生殖泌尿道附近的组织被淋球菌感染的性伴侣经由性行为传递的。抗生素，尤其是盘尼西林，治疗它特别有效。
然而社会在病理之外，又赋予它极大的价值批判，某些意见属实，但大多数是错误、残忍的。譬如得淋病的人是肮脏的、变态或不道德的。把淋病视为道德上的疾病，对病人而言是很大的惩罚。那些得淋病的人被视为活该，因为他们不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
即使这个疾病被盘尼西林治愈，加在它身上的批判和诅咒，仍然吞噬这个人的灵魂：我是很糟的人，我不好，我很恐怖……
透过科学可以找到有关淋病的解说，透过社会，我理解到的则是我的心病，不管这份理解是正面或负面、鼓励或谴责、救赎或惩罚——这些都会对我或我的疾病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眼中的病态，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性。
当社会把某种疾病视为不好的或负向时，通常是因为恐惧或无知。在人们还不了解痛风是一种遗传疾病以前，它曾经被视为道德上的弱点。一个简单的疾病会变成充满罪恶感的心病，纯粹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科学知识。同样的，当人们还不了解肺结核是结核杆菌引发之前，结核病人通常被视为性格懦弱而被结核病菌逐渐耗尽能量。一个纯粹因传染细菌引起的疾病，竟然变成了懦弱的象征。更早一点的黑死病和大饥荒，甚至被视为上帝的惩罚，因某人牵连出集体的罪恶而遭到天谴。
被意义定罪的意思是：我们宁愿被冠上有害与负面的意义，而不愿什么意义都没有。因此每当遭受某种疾病打击时，社会立刻提供一些现成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让病人能了解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社会并不清楚某项疾病的真正原因，这份无知通常会助长恐惧，接着助长对这个病人负面的价值判断。如此一来这个人不但有病，而且成了令人失望的人。这份由社会所造成的批判与失望，常会变成一种自问自答的预言：“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你不乖。“你怎么知道我不乖？”因为你生病了。
某些疾病确实是因为道德上的弱点或性格而造成的。心智和情绪对疾病而言绝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和因欠缺知识而把某种疾病误认为道德上的弱点是截然不同的。
简单地说，人们对一种疾病的真实医学原理了解得越少，这种疾病就越有可能被离奇古怪的神话所包围，也越有可能被社会视为是由于病人的性格或道德缺点造成的；同样，它就越有可能被误解为是灵魂疾病，性格缺陷，道德沦丧。
现在，当然有很多案例证明道德缺点、意志薄弱（例如拒绝戒烟）或者性格原因（例如意志消沉）能够直接导致疾病。精神和情感因素当然绝对能够在某些疾病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但这和因欠缺知识而把某种疾病误认为道德上的弱点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社会试图通过谴责灵魂来解释疾病的简单例子。
如果你得了癌症，首先你必须了解，你所能获得的一切资讯都是神话，因为医学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解释癌症的起因，也无法治愈它。医学本身已经被大量的神话和误解所感染。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癌症学会在一份全国性文件里声称：“半数的癌症，现在都可以治愈。”事实却是：过去的40年里癌症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即使医学界引进了更进步的放疗、化疗和手术。只有血癌是令人欣慰的例外，霍金氏病（Hodgkins）与白血病采用放疗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剩余的癌症中2％的病患存活率增加是因为发现得早，其他的癌症存活率几乎丝毫没有提升，乳癌的存活率比以前更低。
其实医生们都知道这项统计数字，但很少有人承认，彼得·理查兹很坦诚地告知崔雅和我：“如果你看看过去40年的癌症统计数字，你会发现我们的治疗没有一项增加了病患的存活率。当癌细胞进入你的身体时，它已经写上日期，也就是你将死的那一天。我们有时可以把间隔期延长，但是无法改变死期。如果你的癌细胞期限是5年，我们可以让你在这5年内保持无病的状态，但超过5年，我们的治疗便无效，这就是为什么过去40年来癌症存活率无法改善的原因。我们必须在生化基因上产生重大的突破，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这又回到了我开始的观点：许多正统医生给你的关于癌症的信息都充满神秘体验论，仅仅因为他们不得不既扮演医生又扮演牧师，扮演你的疾病含义的诠释者。他们支配的不只是科学同时还是宗教。听从他们的治疗方法你就会得到拯救，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你就被诅咒。
那么医生到底能做什么？他知道他的医疗，如手术、放疗、化疗等基本上并不真的有效，然而他必须有所为：既然无法控制这个疾病，他只好控制病患的心病。也就是指定某种治疗方法，让病人觉得医生十分了解这项疾病，而且只有他指定的方法才是有效的。
这意味着即使医生知道化疗无效，他仍然建议你采用此法。崔雅和我大感惊讶，但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维克多·理查兹（彼得·理查兹的父亲）医生写过一本非常受重视有关癌症的书《任性的细胞》（The Wayward Cell）。他花了许多篇幅说明化疗为什么无效，接着又说明即使如此，化疗仍然该被采用。为什么？“因为化疗能让病人维持正确的医疗方向。”但老实说，它也阻碍了病人寻求其他的治疗途径。
这根本不是在治疗疾病；这是在治疗心病——医生企图控制病人对疾病的理解以及他可能寻求的治疗种类。某种治疗也许对疾病无效，但对心病却有效，也就是它可以引导病人听信某个权威和接受某种医疗。
我们有一位好友得了晚期癌症，她的医生建议她接受另一种非常强烈的化疗，如果照他的话做，应该还可以活12个月。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接受化疗，还能活多久？”医生回答：“14个月。”再度建议她采用化疗。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很难理解这样的事随时都在发生——这显示出我们是如何全盘接受正统医学的解说和对心病的“治疗”。
我并不是在责怪这些医生；他们在病人热切的期望下，同样感到无助。我从未遇见一位医生企图恶意操纵病人。大体来讲，医生都是非常有修养的人，他们都在不可能的情况中尽力而为。如果疾病纯属科学的实存，那么心病则属于宗教的范围。因为医疗对癌症无效，所以医生被迫扮演牧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对他们而言是欠缺训练的，但是在病人的眼中，医生确实是地位崇高的牧师。
从发现崔雅得癌症的第一个星期到未来的5年中，这是我们一直都在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疾病和心病分清楚，并且努力寻找治疗这个疾病的最佳方法，以及理解心病的最清醒的途径。
在得知罹患癌症的那个晚上起，崔雅和我开始阅读所能得到的一切资讯。那周周末，我们已经读完三十几本书（大部分都是医学书籍，有些则是畅销书及各类的杂志）。我们希望能得到最纯正的讯息。不幸的是，大部分有关癌症的研究，不是不得要领，就是令人气馁，而且讯息改变的速度快得吓人。
另外，我们又开始研究各种另类疗法：长生医学（macrobiotics）、泽森食疗（Gerson diet）、凯利酵素疗法（Kelley enzymes）、伯顿疗法（Burton）、伯金斯基疗法（Burzynski）、神通徒手开刀术（psychic surgery）、信心治疗（faith healing）、观想治疗（uisualization）、利文斯顿—惠勒疗法 （Livingston…Wheeler）、赫克塞疗法（Hoxsey）、高单位维他命疗法（megavitamins）、免疫疗法（laetrile）、针灸（acupuncture）、自我肯定疗法（affirmations） （其中的许多疗法我将一一加以解说）。大部分的正统医学报告，不是不得要领，便是负面得很实在，而大部分另类疗法的报导是奇闻轶事，而且正面到铁石心肠的地步。阅读另类疗法的文献，你会眼花缭乱，好像每个接受正统医疗的人最后都死了，而每个接受另类疗法的人最后都活了。你不久便会发现，另类疗法对治癌症的真正效果，大都是提供病患道德上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令遭受癌症打击的人保住希望。换言之，他们大部分从事宗教性的活动，而不是医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文献通常不包含医学研究，只有成千上万的见证。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挖掘这些主流与另类疗法的所有文献，希望能从其中得到一小部分的事实。
第二个任务则是面对癌症带来的心病，亦即各种文化和次文化赋予这个疾病的意义和批判，也就是崔雅所说的那些意象、概念、恐惧、故事、照片、广告、文章、电影、电视节目……其中充斥着恐惧、痛苦和无助。
不仅我们的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故事，崔雅和我接触过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次文化，也有很明确的话要说：
1．基督教的观点——基本教养派相信疾病基本上是上帝对某种罪恶的惩罚。疾病愈严重，那个罪恶就愈令人难以启齿。
2．新时代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