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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声”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但却吸引人的展品。确实如此，当用小锤敲击音叉时，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现了美丽的正弦曲线。另一张海报上告诉人们：“听光”。确实如此，当光线射到光电管的时候，我可以听到类似在频道之间调频的时候，静电在摩托罗拉收音机中产生的那种声音。世界清晰地向我展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奇妙。声音是如何变成图像，而光线又是如何变成声音的呢？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我真希望能够讲一下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里激励我从事科学事业的老师，但当我认真回想时，这样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位。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杠杆和斜面、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无烟煤与有烟煤之间的差别等呆板的记忆。全然没有不断增长的对新事物的新奇感，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过每个人所曾信奉过的错误思想。在高中的实验课上，我们得到的都是由猜测所得的结果。假如得不出结果，我们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数。那时，我们根本就得不到追求个人兴趣的鼓励，也没有人让我们去探究那些知觉的或概念性的错误。在课本的后面，才有可说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学校的时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关天文学的美妙的书籍。教师将多位除法像教烹调书上的配方一样灌输给你，却不解释单位除法、乘法、减法是怎样组合起来以得出正确答案的。在高中时，教师恭敬虔诚地传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这种计算方法是西奈山亲手所授。我们的学习仅仅是记住自己被要求做什么，并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重要。在二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数老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数学知识。但他也非常严厉，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学这些年中，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以及杂志而保持下来的。
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作出解释。非常幸运的是，我进入了对于学习的时代来说非常好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我成了以恩里科，费米为宗师的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从撒布拉曼扬·昌得拉基卡的理论中领略到了数学的真正优雅迷人之处；我有幸可以与哈罗德·尤里讨论化学；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纳大学H·J·马勒的生物学徒弟；我跟G·P·柯伊伯学习行星天文学，他是当时唯一的全蚀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学习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信封背面的计算：一个可能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突然涌现在脑海里，你立即找出一个旧信封，用你的基础物理学知识，在信封上写下几个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数值，检验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不成功，你再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这样寻找错误，就像刀切奶油一样容易。
在芝加哥大学我还非常幸运地修完了罗伯特·M·胡钦斯开设的一门普通教育课。他的课程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灿烂辉煌的织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难以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亚、吉本、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学者们。在一堂科学概论课上，他将托勒密关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学说讲得生动感人、引人入胜，使得一些学生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胡钦斯的课程中，老师的地位与他们的研究几乎毫无关系。与今天美国大学的标准不同，那时对老师的评价却是根据他们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是否具有向下一代传授知识和启发学生的能力。
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使我得以填补上了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许多空白。许多以前非常神秘（不仅是在科学方面）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能够发现一些宇宙规律的人所享受到的荣幸。
我一直对50年代的那些辅导我的教师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试图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也不是来自大学教授们，而是来自我那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那年就开始了。
正文
第一章 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对客观现实所进行的所有科学研究都很原始和幼稚，但是，这正是我们所拥育的最宝贵的东西。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他已经等在那儿了。他手上举着一块写有我名字的纸板。我要参加一个科学家和电视播音员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增加商业电视台中的科学节目，这种努力似乎是毫无希望的。会议组织者很友好地派了一辆车来接我。
等托运的行李时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吧？”
“不，我当然不在乎。”
“你与那个搞科学的家伙同名不会被人弄混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了他的问题的意思。他不是在耍弄我吧？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本意。
我回答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真对不起。我认人不准。我也想那人就是你。”
他伸出手来：“我的名字叫威廉·F·巴克利。”（哦，他确实不是那个威廉·弗·巴克利，但他确实与那个好辩论的著名电视采访记者同名。为此他无疑会经常被开一些善意的玩笑。）
当我们坐在汽车里开始我们漫长的行程时，挡风玻璃前的雨刷正在有节奏地来回摆动着。他告诉我，他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他说他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问题要问我，问我是否会介意。
不，我不会介意的。
这样我们就聊了起来。但是话题不是科学。他想谈的是对圣安东尼奥附近一个空军基地中正在冰冻冷藏的外星人的怜惜，“通道”（能听见死者正在想什么的一种方法——据说死者的想法并不多）、水晶球、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占星术。都灵的寿衣……。他用高涨的热情向我介绍着每一个预测的凶兆，但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使他大失所望。
“证据靠不住，”我不断地说，“都是过于简单的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读了不少书。他知道各种根据推测而得出的很少有人知道的神奇的事情，比如说，“沉没的大陆”大西洲和莱姆里亚。他非常熟悉可能即将开始的海底探测，海底探测将会发现那些曾一度辉煌的文明时代的倒塌的拱柱和破碎的伊斯兰宣礼塔，而现在对这些遗迹造访的只有那些在深海产生冷光的鱼和传说中巨大的斯堪第纳维亚海妖。但是，尽管海洋中蕴藏着许多秘密，但我知道没有任何海底照片和地质的证据能证实大西洲和莱姆里亚。就目前科学的研究水平来看，它们从未存在过。我有点勉强地告诉了他我的看法。
当我们在雨中行驶时，我能够看出他逐渐变得有些怏怏不乐。我否定的不仅仅是一些错误的说法，而是他内心生活中蕴藏着的宝贵的东西。
在真正的科学中还是有许多东西同样令人激动、更加神秘莫测、更具智能的挑战，还有许多接近真理的东西。他知道星际间寒冷稀薄的气体里存在着酝酿生命的分子结构团吗？他听说过在400万年前的火山灰里发现了早期人类始祖的足迹吗？是次印度板块撞击亚洲板块从而导致了喜玛拉雅山脉的隆起吗？病毒是怎样将DNA像针一样刺过有机体的防线并改变细胞的复制功能的？如何利用无线电波找寻外星智能？为埃卜拉啤酒的优良品质大作广告的是指新发现的埃卜拉古文明吗？不，他从未听说过。他甚至对量子不确定性没有起码的了解。他认为DNA只不过是三个经常写在一起的大写字母罢了。
非常健谈，聪明而又好奇的“巴克利”先生几乎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他对宇宙间的神奇事物具有本能的好奇心，他想了解科学，但是科学在未到达他的面前时就已经消失殆尽。我们的文化主旨、教育体系以及大众媒体毁了他。我们的社会为传播假象和混乱开了绿灯。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如何鉴别真正的科学和廉价的模仿。他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
目前有数百本描写大西洲——据说是在1万年前存在于现在大西洋上的神秘陆地（亦有说其地址定在南极洲）的书。关于大西洲的传说可追溯至柏拉图，他对这块大陆的描述也是来自早期人们的道听途说。最近还有书籍很具权威性地描述了高度发达的大西洲时代的技术、高尚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生活，那个到处生活着居民的大陆沉没在波涛下的悲剧故事。还存在着大西洲的“新时代”，那时有“先进科学传奇般的文明”，而这种科学主要是研究水晶球的“科学”。在三本同样主题的书中，有一本卡特利纳·拉斐尔所写的名为《水晶球启蒙》的书——此书应对风靡美国的水晶球狂热负主要责任——大西洲人的水晶球能看透别人的心事，传递思想，是解读古代历史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结构和起源的知识宝库。书中没有提供任何哪怕接近于证据的东西来说明其结论的可靠性。（水晶球占卜热的死灰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