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大批精通各种有关语言的雇员坐在那里，戴着耳机，用实时处理器监听从目标国家参谋部的加密命令到枕边话语的所有事情。如果要寻找其他材料，电脑会为使用人从所特别关心的情报中或当前直接相关的谈话中挑选出关键词句。所有的信息都被储存，以便在需要重新查询时，能够找到磁带——查出一个密码最初出现的地方，比如，出现在一次危机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命令中。有些截获的情报是来自附近国家的监听站（土耳其与俄国之间、印度与中国之间），或来自在附近巡逻的飞机和舰船，或者来自在地球轨道上的间谍卫星。在国家保密局和其他显然不愿被监听国家的保密机构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侦察和反侦察的较量。
现在，这个已经令人头昏脑胀的情报战中又被加上了一个信息自由法案。国家保密局已经收到一项要求，要求其公布所有关于UFO的情报和信息。根据法律条款规定，对于这种要求必须予以回答，当然，不得透漏“获得信息的方法和来源”。国家保密局还承担有重要的职责，那就是，不得以过于刺激和政治上令人难堪的方式使其他国家、朋友或对手对自己的活动倍加警惕。这样，在回答根据信息自由法而提出的要求时，国家保密局发布的多少具有点截获情报特点的信息是一页纸上的三分之一内容被删掉，一行字中留下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字：“报告说一个UFO在低空”，剩下的三分之二被删除。国家保密局的立场是，透露这页纸上的其他内容就会泄漏信息的来源和获得信息的手段，或者至少使这些国家意识到他们的航空无线电通讯一直被窃听。（如果国家保密局从飞机到接收塔之间发送近距离的，似乎没有任何意义的信号，那么，有关国家就会意识到它的军事空间通讯系统已经被监听，就会改换通讯方式——如频率转换——这样，国家保密局的截获情报工作就更加困难。）但是，UFO的阴谋理论家们答复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要求说，他们接到几十页材料，其中绝大多数都被用墨水删除，由此推断出国家保密局掌握着大量的有关UFO的情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保持沉默的密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与不愿透漏姓名的国家保密局的官员的交谈中，他们对我说，真正截获的情报是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在无线电通话中说他们见到了UFO，他们通话中所谈的UFO指的是在他们的附近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这种不明飞行物也有可能是正在执行侦察任务或欺骗式飞行任务的美国飞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东西。这种机密情报也被报告给国家保密局，成为后来保存的截获的情报。
用同样的逻辑来看国家保密局，这个机构看起来有可能是任何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比如，他们说，一项自由信息法案要求他们答复国家保密局所知道的猫王的消息。（曾有报告说猫王显灵并具有了神奇的医治疾病的效果。）的确，国家保密局知道一些事情。比如，有一个关于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报告说有多少多少猫王的磁带和光盘在他们国家被一抢而光。这个信息也是在一大片被删改的黑色墨迹海洋中显露出的少数几行白字的形式提供出来的。国家保密局是否也参与了掩盖真相的阴谋？尽管我本人没有参加国家保密局的有关UFO的调查工作，但是，我似乎觉得他们所说的还挺有道理。
如果我们确实相信政府正在防止外星人对我们造访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付军队和情报机构的机密文化。最起码我们可以要求对几十年前的有关情报解密，在这方面，1994年7月空军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前《纽约时报》记者霍华德·布卢姆写的一本书（《远在那边》西蒙与休斯特，1990）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众多UFO发烧友的偏执和狂热，感受到人们对于机密文化的天真和轻信：
无论我如何绞尽脑汁地尝试，我仍然无法逃脱一头撞进突然陷入困境的命运。我逐渐意识到，整个事件总是阴魂不散，萦绕徘徊，挥之不去。我对此已经无能为力。
为什么？
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现实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它在我日益增加的成堆的疑问顶端上不详地端坐着。为什么所有的官方发言人和机构沉瀣一气，竭尽全力阻止和阻碍我的调查工作？为什么这类事件今天是真的，明天就成了假的？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滴水不漏的机密？为什么军事情报人员散布虚假信息，使得UFO的信仰者走火入魔？政府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政府要隐瞒什么呢？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当然有阻力。有些信息在法律上是保密的。它们就像军事设施一样，有时确实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机密。此外，军事、政治和情报部门习惯于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热衷于保密。这是为了掩饰无能或更糟糕的东西而逃避批评和责任的一种手段。它们培育出了一个国家坚定信赖的社会精英、一个命运相连的兄弟同盟。而对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公众，可能首先就是要保密。除几个例外情况而外，秘密与民主和科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据说各种UFO事件和秘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MJ－12文件。1984年末，正值有关UFO事件的报道沸沸扬扬之时，一个装着已经拍摄完，但还没有冲洗过的一盒胶卷的信封被人投到电影制片人吉姆·桑德拉（他对UFO事件和政府隐瞒事件真相的事情很感兴趣）家门前的信筒里。这时正是他准备出去与一本书的作者共进午餐的时候，这个作者写的书的主题是发生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的未经证实的事件。当胶卷冲洗出来后，“证实了”这是页码相连的1947年9月24日发出的高度机密的“只读”执行命令，这个命令的内容似乎是哈里·S·杜鲁门总统成立了一个由12个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检查一系列坠毁飞碟和那些小外星人尸体。MJ…12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是军事、情报、科学和工程学的各界人员，如果有这类事件发生，他们会被随时召集起来，对坠毁事件进行调查。在MJ…12文件的附件中，还有诱人的关于外星人的性质的参考文献、飞船的技术等等，但是，在这个神秘的胶卷中没有这些附件。
空军说这个文件是伪造的。UFO专家菲利普·J·克拉斯和其他人发现文件中的用词和印刷版式与通常文件所惯用的不相符合，这说明，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买美术品的人总是关心画出自何人之手，即，画的最近的主人是谁，以前的主人又是谁，依次类推，直至找到原始作者。如果追溯的链条出现了断裂——如果一幅具有300年历史的画只能回溯60年，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在此之前这幅画曾在谁家或博物馆悬挂过——那么，赝品的警告标签就要挂起来了。因为赝品的收入甚丰，因此，收藏家们就要十分谨慎小心。MJ…12文件的最大的漏洞和最大的可疑之处就是其真实性问题——就像一个童话故事，可能是“鞋匠与小精灵”中所描述的那样，证据奇迹般地落到门口。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具有相同特点的事件。突然会出现一个出处值得怀疑的文件，文件上具有完全能支持发现者所说的事件的重要信息。在经过仔细地，某种情况下是无所畏惧的调查后，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了解这些骗子的动机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多少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申命记》。这本书是约西亚在耶路撒冷神庙中发现的，在他重大的改革斗争中，他不可思议地在书中找到了他的所有观点的佐证。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君士坦丁大帝赠礼。君士坦丁大帝是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正式宗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堡市（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曾经有1000年的时间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就是以君士坦丁大帝的名字命名的。他于公元337年去世。但在9世纪时，有关君士坦丁赠礼的书却突然在基督教教义中出现，书中记载了君士坦丁将整个西罗马帝国，包括罗马，赠与当时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的遗嘱。根据这个记载，赠送这点小礼物的原因，部分是为了感谢西尔维斯特治愈了君士坦丁城麻风病。到11世纪时，教皇们不断援引君士坦丁赠礼来证明他们不仅是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而且是意大利中部政权的统治者。在整个中世纪，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基督教会世俗权力的说法的人都认为赠礼之事真实无疑。洛伦佐·瓦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之士之一。作为一个脾气暴躁、惯于批评、充满傲慢自大书呆子气的雄辩家，他被同时代的人攻击为亵渎神灵、鲁莽冒失、粗鲁放肆、傲慢无理，还有其他各种毛病。在他下结论说《使徒信经》从语法角度上讲事实上不可能是由十二使徒所写之后，异教裁判所宣布他为异教徒，多亏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的干预，他才免于被送上断头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1440年，他又发表了一个专题论文，声称君士坦丁赠礼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大骗局。遗嘱所使用的语言对于世纪拉丁语系国家的宫廷来说，简直就像拿伦敦土话与王室英语进行比较一样。由于洛伦佐·瓦拉的出现，使得罗马天主教会再也没有借口坚持以君士坦丁赠礼为理由统治欧洲各国。人们普遍认为，这本在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存在有漏洞的书是在查理曼时期，当罗马教廷（尤其是阿德里安一世教皇时期）要求政教合一的时候，由属于教廷机构的一位牧师伪造的。
我们以为君士坦丁赠礼与MJ…12文件属于同一类骗局，只不过后者比前者的骗术更高明一些罢了。但是，在出处、既得利益和词语的漏洞等方面，两者可谓异曲同工。
将地球外生命或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消息掩盖了长达几乎45年之久，数以百计（如果不是数以千计的话）的政府雇员参与密事，这想法真乃匪夷所思。当然，政府机密是按程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