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抢砺畚侍猓鞘导侍狻Ｖ泄贫炔荒芄蛔柚拱�50万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当“文化大革命”废止中国宪法，停止议会活动时，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在哪？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有条共同的民主底线，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中国曾经取经的“新加坡模式”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新加坡前副总理拉贾拉南总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新加坡本土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更像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即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
反对派则将民主社会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前苏联的“破产”。他们认为短短六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争论归争论，不能忽略的是，无论实行怎样一种制度，国家必须捍卫民主与自由等价值。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左派和右派的互相攻击和拆台而分崩离析，便是因为有一个共同底线。以人类进步与幸福的名义，应该说，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都有一个共同底线。如秦晖先生所说，共同底线是个不可妥协的领域，简言之就是“权界要划清”“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权责要对应”。显而易见，在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泛滥时是没有这种“共同底线”的，因为它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自由。
在此，不必去纠缠什么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共同底线的坚守保证已经获得的幸福不再流失。
【好东西？坏东西？】
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相关争论由来已久。从民主在雅典生根发芽，到罗马共和国的建立，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民主历程不可不谓艰难困苦。有史料记载，斯巴达的民主其实比雅典还要早一百年，只不过中途夭折，从此以专制的面目跳上历史的擂台。
二十世纪，民主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被专制政权取代的例子不下70起。直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伴随着苏联解体与柏林墙的倒掉，这一局面方有所改观。在民主浪潮“第三波”（亨廷顿语）的席卷之下，某些地区非民主国家变成了被民主国家包围的“飞地”。
如罗伯特·达尔所说：“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蜕变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们最后的堡垒中去。”二十世纪，不仅让建立在排他性参政权之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世袭的贵族制、寡头制在人们眼里丧失其合法性，同样让那些披着进步马甲的反民主体制消失在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废墟里。
民主是人类创造的、用于改善自己命运的工具，所以并非全能。如有学者指出，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自由市场及“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可能导致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然而，民主政权有着良好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考虑产油国，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几乎所有最贫穷的国家，除了印度及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是非民主国家。民主不是万能药，但却是其他灵丹妙药的先决条件。
无论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首先是个为人所用的“东西”。今天，历史翻过极权的一页，从价值理性上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从工具理性上说，认识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坏东西”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毕竟希特勒是通过竞选握住了第三帝国的权柄。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人们不惜冒险犯难，坚守民主的价值；同样，认识到民主可能衍生出“坏东西”，民主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
民主进步史，就像飞机发明史。我们不能因为偶有飞机失事便否定人类的飞行理想。时光永远流逝，不难想象，后人站在未来观看我们，就像我们坐在波音飞机上回望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的“飞行者1号”一样。今天，我们看到了雅典民主的粗陋，也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见证今日民主究竟获得了怎样的成长。作为工具，民主并非十全十美，可以不断进化与修正；作为价值，我们看到的则是人类想飞的信念始终不渝。
新“农村包围城市”
本节开篇，我不禁要问：“又要农村包围城市了吗？”近年来，中国基层民主实验与地方政府创新可谓异彩纷呈。比如在2008年《南方农村报》报道了广东蕉岭农村搞了个草根版的“三权分立”。这一“三权分立”制度的内涵是：村民代表大会就好比立法机关，村委会好比行政机关，而监事会则好比司法或者监督机关。三种力量互相制约，构成了一种蕉岭特色的乡村民主政治模式。无论其效果如何，中国社会为了一个可期的前景，努力求进、日拱一卒的良苦用心与赤诚都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个中不乏走样与曲折，令人捧腹，又无比辛酸。
【案例1：电线杆上的民主】
民主是怎么炼不成的？2007年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给出了点解释。在选举前一周，该村出现了公开叫卖选民证的热闹景象。谁能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权利图腾”的选票竟然像性病小广告一样曲折却又堂而皇之地爬上了电线杆。
民主之花凋谢在电线杆上。按村民的说法，在当地，选民证“跟股票一样，一天几个价”，最高的已经涨到600元。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两厢情愿的合谋“最大化”了双方利益，卖选票的村民急于兑现眼前的交易，而买选票的人则更倾向于将此视为长线投资。然而，稍有一点民主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权利作为一项政治权利，既不可以被剥夺，也不可以被收买。
谈到村民为什么乐于出卖手中的选民证，有人轻而易举地找到“众所周知的原因”——农民“贪图小利”“见识短浅”。然而，人毕竟是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如果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就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原因”实际上只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即这个社会还没有让这些选民看到600元以上的“民主的好处”。换句话说，“民主不值600块”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与思考的现状与困境。
与买卖选民证相比，更为恶劣的是村干部“不说理由便将选民证拿走”。面对这种种发生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权利抢劫”，有村民提起粉笔杆子出来“反抗”，比如在家里的蓝色大门上写着三行字：“谁拿选民证，必须交600元，二话别说。”这或许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草根也最无奈的“钱权交易”。和通常理解不同的是，这里的“钱”更像是一种小恩小惠，而“权”则是公民权利。
值得追问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然而，为什么这些规定对于选民与买票者双方都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
法制形同虚设，民主也便淘空了意义。当村官及其随从可以百无禁忌、大摇大摆地跑到村民家中索要选民证时，对于许多村民来说，他们对民主的信心便已经动摇。村民们私下里会认为即使不卖掉自己手中的选票，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在这场个人对抗“组织”的博弈中，结果必然是有钱有势的买票者笑到最后。
买票者的到场实际上已经启动了“选票垃圾化——回收”的过程。既然民主变成了有钱人的买卖，既然选民倾向于认为手中的选票如同废纸，那么将一张“废纸”卖到600元也算是卖到了天价。从这方面说，村民跟风而上，做出叫卖选票的“短视”抉择，也并非没有内在的理性。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在有些地方选民宁可用一张选票换回几个鸡蛋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这几个鸡蛋总比换个“民主的鸭蛋”要强。
如何使民主成为公民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首先得让村民相信民主。如果选民认为手中的选票与自己的命运毫无关系，而投票也只是毫无意义的参与，那么选举就不会有一个乐观的前景。即使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渠道说服村民不主动叫卖自己的选票，也难免不遭遇“无人投票”的尴尬局面。
印度生态学家安尼尔·阿加尔瓦在《再使村庄郁郁葱葱》中，雄辩地支持将自然资源交给村一级管理的思想。同理，将权利交给村民，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的现在与将来投上一票，也是为了让中国大地郁郁葱葱。然而，任何草木的生长都离不开一个大的环境与气候，如果不能在制度与文化上完成对民主的双重建设，不能给选民有关民主的信心，那么这种零敲碎打的民主就难免会变成“黑箱裹着红纸”的空洞的仪式。
【案例2：“拆迁户公投”】
在民权觉醒的今天，当民众要求自己做主，“拆迁党”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2007年初在重庆上演的“钉子户引导人民”，着实让那些自以为掌管了推土机“拆按钮”的官——商被动了。拆迁遇到了“钉子户”怎么办？痛定思拆，有高人在北京酒仙桥打出“化钉绵掌”——大家去投票吧，如果多数人同意拆，就一鼓作气，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