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剥削，必须打击”的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来自年轻知识阶层的IT人士及新技术人士代表……不管其后的命运怎样，他们都在不同层面冲击着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堤坝。
不用再一一列举了。民间是个好东西，已是无数贤良之共识。这世界最可赞美者莫过于沃野千里，满目生机。无论遭遇怎样的酷暑严寒，民间社会终还是那片让一切文明赖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大地。
第三章 物权与税权
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
——约翰·洛克
灵魂失去了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
——里尔克
果壳上的物权
就宪政而言，物权与税权无疑是最重要的两块基石。如果说前者的作用在于确定哪些财产属于公民，那么后者的作用则为商定公民为购买政府提供的服务理应支付的价格。近些年来，中国公民之所以对物权与税权寄予厚望，就在于他们越来越重视通过重申这些权利以重订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
2007年3月16日上午，全国人大高票通过《物权法》。这部法律历经了十三年的酝酿和广泛讨论，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最多的纪录。《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私产入宪一样，在中国通往宪政的道路上，《物权法》的通过无疑是个标志性事件。
就在此前一个月，温家宝撰文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中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显而易见，在“一切文明成果”中，除了自由、民主等价值外，分立的产权制度同样是转型期中国亟须吸收和借鉴的文明成果。尽管《物权法》曾经因为导致“建国以来第三次意识形态大讨论”而“暂时搁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伴随2004年“私产入宪”与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中国正在寻找新的坐标与起点，重新定义和丰富自己的文明。
【镰刀·斧头VS推土机】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更是一个推土机的时代。就在《物权法》通过的这一年年底，合肥市十八中临时工巨凤国夫妇的住所半夜遭人强拆。为此，这双可怜的夫妇不得不在学校值班室的地上度过第一个无家之夜。难以理解的是，拆房公司却说这只是“一场误会”。无独有偶，就在这年夏天，西安市唐代艺术博物馆遭城管半夜强拆。其情节和上述拆房颇有些类似，晚上9点多，二十多个头戴“城管执法”白色头盔的人员突然将西安一博物馆层层包围封锁，同时四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迅速包围博物馆，并强拆博物馆，用旧瓦砾强行封堵博物馆大门。10点多，几十个来历不明的人手持斧头和棍棒冲入博物馆，将馆内值班人员粗暴撵出馆外……类似新闻屡见不鲜。
究竟是“误会”还是不择手段？相信公众自有公论。除此之外，当地警方轻描淡写地认定“拆迁方法不当”同样令观者寒心。
事实上，无论是强奸民意还是民权，它们都是做与不做的问题，而非“做好”“做坏”的问题，或者说都是是非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侵权就是侵权，它与误会无关，正如天黑不能成为心黑的理由。哪位律师会以“强奸方法不当”为强奸犯开脱呢？
推土机正大刀阔斧地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倘使有人愿意为当下中国寻找一个“权力图腾”，相信最后结果非推土机莫属。读书人谈到“国家机器”时总会说得云里雾里，什么法律、制度、执行机构、暴力等不一而足，但若是让失地农民或失去家园的拆迁户们来讲解什么是国家机器，一切或许就简单了——显然他们目前体验最深也最直观的“国家机器”便是推土机。
在乡下，“拆迁党”也不忘四处出击，四处招摇。同样是在这一年，河南确山县发生一起“铲地案”：五一黄金周的一日清晨，一支由机关工作人员、警察和教师组成的三百多人的队伍，在刘店镇乡党委书记、乡长和推土机的带领下，对独山村的麦田进行了“大偷袭”。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近千亩小麦，就这样被乡镇领导派来的推土机给铲了。不愧为“史上最牛乡政府”，其倾巢出动的气势，其“鬼子进村”般的勇猛，其大张旗鼓的静悄悄，其动员三教九流的效率都足以让人心生赞叹。
如果以权利视角来俯视这起“日常冲突”，不难发现，乡干部搞的“推土机政治”，与其说是执行公务，不如说是对公民权利进行“扫荡”。不同的是，这是一个歌舞升平、外表光鲜的年代，鼓吹“建设性”的推土机已经取代了战争年代的坦克，而这些农民也没有能力组织“反扫荡”了。
谁是这里最可怜的人？上述农民自不用说，逆来顺受的他们在遇到记者时只能像是遭遇了“天灾”一般抱怨，“谁说话把谁拘留起来，都不敢吭声了”。回想起这三百余人的阵容，还有一种“可怜”是送给乡村教师的。他们本应站在公民教育的讲坛上，而不是走入侵权者的队伍。在“鬼子进村”时，他们客观上更像是“翻译官”，像是“精神道具”——政府正是利用“老师都这么认为”或“老师都站在政府一边”来说服农民“投降”，与知书达理接轨。
谈到私有财产的保护，近几年人们重复最多的一句话莫过于“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在这里却是“风能进，雨能进，国家的推土机更能进”。
推土机进村了，以地方要发展的名义，它正在淘汰农民手里曾经象征工农权力的镰刀，上升为象征“推土机政治”与“推土机经济”的新权力图腾。显然，在这种标榜公共利益却又无视民生与民权的政治背后潜藏着一个深刻的悖论。它不仅表现为当代人拆毁上代人留下来的东西，表现为曾经的允诺与随之而来的背信弃义，更表现为同代人之间弱肉强食的无情与摧折。说到底，在这里弱者与逝者有着相同的属性，那就是他们都没有能力为自己维权，他们的人生与创造在这个国家得不到必要的尊重。当强者失去约束，当社会不能自我保卫，当幸福不得不寄希望于权力部门偶尔“良心发现”，最后的结果必定是“拆如既往”、朝不保夕，见证笔者所说的“我们在创造未来，而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
【拆迁律下的和平塌陷】
面对四处风起云涌的“拆迁运动”，有中国人自嘲“China”就是“拆哪”，GDP就是“搞地皮”。如此“原音重现”虽有夸张、戏谑之嫌，但它无可怀疑地触及了埋藏于中国人内心的某种隐痛。
千百年来，中国人常以“祖宗文明”雄视天下，时而扬言“祖宗之法不可变”。然而，当我们仔细检点自己的历史时，发现真正支配中国历史走向的却是一部“拆迁律”——这既包括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拆迁”，也包括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创造物的拆迁。前者表现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王朝建立往往伴随着对旧王朝的全盘否定，而后者更常见于日常生活中的拆房毁屋。二者相同之处都是以“改天换地”的名义，“先拆迁、后安置”。
心理学家认为扳机会带动手指，人的破坏力会被引诱。中国人也时常将前辈消灭古屋的纵火豪情归咎于木质结构，仿佛烧得活该。尽管如此，中国人不注重本土文化保护是显而易见的。走在巴黎或欧洲其他一些地方的中世纪小城里，无处不在的文明遗迹及建筑群落会让你有穿越千年时光的惊喜与从容，然而，在更为古老的中国，映入我们眼帘的却只是几个孤零零的牌坊或高塔，就像一幢大楼毁灭了，只留下了一个雕着花纹的传达室供人凭吊。
文明，作为人之造物被人赋予生命。今天的钢筋水泥同样没有阻挡中国建筑“短命”的颓运。2007年1月6日，随着几声闷响，有着西子湖畔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爆破拆除。据了解，该大楼为国内第一高度“框筒楼”，按照设计使用寿命，该楼至少可以使用100年。然而，到被爆破拆除时，仅仅使用了13年。差不多同一时间，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同样瘫倒在一片瓦砾之中。几包炸药的功夫，这个曾经见证过中国足球成长的体育场变成了“美丽的传说”——有人开玩笑说，这一天中国足球遭遇了“9。11”。
今日中国政治相对安定、社会平稳发展，少有“恐怖分子”，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和平年代里处处充满硝烟。电视新闻与报纸头版最抢眼的莫过于某某城市又搞了“××第一爆”。“第一爆”的美名与噱头让不少媒体与官员面露喜色。很难理解，在这些创造物灰飞烟灭之际，拍板点火者竟然没有丝毫的疼惜与仁慈。“拆迁律”为我们展示的时代悖论是：人们一边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击掌欢呼，一边为“和平坍陷”幽灵不散扼腕叹息。就这样，“拆迁”日复一日地腐蚀着文明的根基，朝不保夕的创造就像是在同一平面上铺砖，不会增加一个文明的任何高度——正如互相抢劫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
中国人不知珍视本国历史与创造么？这并非全部真相。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近年来伴随着房地产暴利水涨船高的拆迁纠纷中，为什么有民众拼死相搏仍不能保全自己的房屋。事实上，正是这种“有心无力”使人们将“拆迁文化”与“和平塌陷”的症结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