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程度更高了，社会资本股份化，股份资本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全球化；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大变化，中间阶级扩大化，工人阶级出现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有产化趋势；第四，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第五，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第六，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长，有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出资自办企业与合作社，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政府实行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等等。总体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由于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又在逐步增长，所以可称为社会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在高放看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列宁在1916年批判的帝国资本主义，而是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必然腐朽的，而是被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
为什么帝国资本主义衰亡了，社会资本主义却欣欣向荣？无论中国现在走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社会资本主义；无论资本主义将来是否还有其他更高形式，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社会资本主义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和社会与资本的相互渗透与联合分不开的。社会资本主义取代过去的私人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断推动的结果，是资本不断社会化的结果，是现代传播科技发展及治理模式变革的结果。也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等方面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场至关重要的转变：资本的社会化表现在股份的分散化和大众化，员工持股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对立；管理的社会化使企业决策更加民主，员工可以影响企业决策过程；而分配的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社会分配趋于公平和合理，政府与工会对收入分配的干预程度增强，工资由资方单方面决定改为双方谈判，除了工资收入外，员工还可能持有一定股权。
而这种社会化浪潮，并非突如其来。只是在过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被遮蔽与忽略了。有人甚至认为，从17世纪初荷兰出现首个股票市场开始，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资本社会化便已经悄然开始。如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许多骨干企业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社会化改造，社会化的资本市场也日益成熟，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工薪阶层不断地为各国市场提供新的资金来源。这一部分资金以养老金、基金和个人直接投资等形式进入了股票市场，成为股票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
当然，资本社会化并非只有共享收益的好处，告别过去资本与社会的对立，它同样意味着这个社会开始共担风险，一毁俱毁，一荣俱荣。
【三生主义：生命、生活与生态】
制度不断升级是文明进步的法则。当全球治理的观念渐入人心，当政府不再靠着寻找内部和外部“敌人”操纵人心，这一升级过程必然是不同文明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成长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共同的参照？纵观世界大势，笔者曾在《南方周末》和《亚洲周刊》撰文指出“三生主义”当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政治指南。而且，无论现在有着怎样的主义与分歧，一切积极努力最后都会回到这一价值尺度。
所谓“三生主义”，本质上说是一种关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价值观，一种精神高度。佛教讲“往生”“今生”与“来生”，而“三生主义”则着眼于个体，社会与世界，注重生命、生活与生态。倘使可以在这三方面做到“三生有幸”“三生万物”，就一定会有美好而丰富的世界。
简单说，三生主义的提出旨在梳理三种关系或完成三种对话：
首先是生命。这是个体层面的，是人与自己的对话，关乎人对生命的敬畏及意义的追寻，关乎生命信仰的重建，体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观照。生命是一切权利与价值的基础，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就不会有普世的人权；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最强者也会沦为贱民，所谓“文明”也只有钢筋、水泥而决不会有生命的温度。
其次是生活。这是社会层面的，是人与社会的对话。如萧伯纳所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曰万念俱灰，二曰踌躇满志”，政治与经济亦如是。过去是政治压倒生活，现在是经济压倒生活，至于中国人的GDP崇拜则兼而压倒之。
应该承认，从“国家万岁”转向“国民万岁”，从“领袖万岁”转向“生活万岁”，是经历二十世纪诸多灾难后人类获得的一个大教训。回到生活就是回到世俗幸福的本源，因为只有生活才能让人类重拾朴素意义，从集体自负回到人的内心与本性，从极端革命狂热回到日常改造，让削足适履的政治服务每日维新的生活。
最后是生态。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人是生物，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无论政治人、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终归都是生态人，这也决定了生态问题才是人类必须解决的真问题。只有与自然和解，人类才能持久地享有大地的恩泽，播种并收获文明。
简单说，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平等与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生活，一切政治与社会变革才不至于凌空蹈虚，因主义放逐生活；只有尊重生态，人类文明才有可持续发展，不因饮鸩止渴自我消灭。
最重要的是，三生主义是关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哲学，也是关乎灵、肉与世界的哲学。它超拔于传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三大组织之上，跳开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极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极端）及国家主义（政治极端）的方法路径之争，使人类理想回到人的条件与意义本身。即使是我在此提倡的三生主义，也不像过往主义一样强加于人、淘空心灵与头脑，而是服务于人的价值，助益于人类的生活。
绿色警戒
如何在中国实现“文明宪政、轻松生活”？几年前，吴敬琏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强调“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号召中国民众齐心协力闯难关。2003年，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并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与国人共勉。不过，在这一节中本书作者着重要谈的是“过大圈”。
【又见约翰·波米尔】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圈地运动”的历史，最著名莫过于英国。关于这段历史，曾有群农民就一位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巧取豪夺向国王“上访”：“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他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波米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这个场面，在“房吃人”的今日中国并不陌生。
如果说英国绵延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源于养羊业的高额利润，那么今日席卷中国的圈地运动的动力则不仅来自经济暴利的诱惑，更来自“政治暴利”（政绩）的诱惑。正因为此，在无数中国“约翰·波米尔”的身影背后，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利。
尽管中央政府提出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成立了“联合督察组”对“开而不发区”的圈地行为进行打击，然而，非法征地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在许多地方甚至愈演愈烈。风行于中国城乡的新圈地运动被海外媒体讥为“吃社会主义的散伙饭”。
根据国土资源部对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部分城市卫星照片执法检查情况统计显示，违法用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61％和5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与此相对应的是，各行各业都谋求自身加强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多要地、多圈地。国土资源部掌握的各行各业提出来的用地需要，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国土面积。
同样被圈的还有江河。2003年6月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清查，查出仅“四无”（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水电站就有三千多座。《中国经营报》曾发表《脱贫工程带来的返贫危机》提出警告，要求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库区人民的权利，否则一旦悲剧酿就，局面势必无法挽回。
此外还有“圈矿”热，由于国家垄断自然资源形成了自然资源主体的实际缺位，导致资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以致大量资源被浪费、破坏、偷窃甚至掠夺。这也是近年来有些掌权者能够在短期内暴富之原因所在。当资本化过程中产权界定不清，社会便将自然资源的命运及其定价权拱手交给了掌权者。
【两种不公平】
从时空两个维度来看，不公平有两种：一是同代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二是代际不公平。
关于前者，尽管全球化论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但是如果以发展的眼光看，透过中国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比较，不难发现中国财富如何倾斜。
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扩大招商，滥征、强征农民集体土地，或者通过压低补偿标准，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等完成权力寻租。与一些地方政府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部分失地农民变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公民”，无力维权者甚至走到自焚申冤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权力与资本借“地利”大发横财。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地工业园区、开发区甚至“大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