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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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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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紧张关系。 有时候,我让小说中的人物来体验这一切。 我把这一切笔录下来,只因为这样做克服了一个阶段。问:这么说,上帝问题成了语言问题,一个语言任务?

    答:是这样。 我已经尝试过多次。 我不愿意写单一的主题,无论是关于上帝,还是关于性、政治、钱,还是汽车。 我迄今为止所发表的与上帝有关的作品,讲的都是我的经历,看看别人对此作何反应。 譬如我写过一篇关于什么是作家的文章,我也谈到上帝。 可我认为,文学是一种退化的宗教。 文学就作为宗教的注解出现的。 文学是对生存的语言反应;宗教也是。 宗教和文学并不是对生活情况的描写,而是对它的回答。 因此我乐於使用“上帝”一词,以便看看别人作何反应。问:“上帝”一词变成语言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答:人类是一位集体作家,他创造了自己最伟大的形象——上帝。 人忽然想到自己欠缺什么,所缺少的东西就是写作的基础,也是宗教的基础,是人的语言的基础:因为我们欠缺某种东西,所以我们有语言。 要是我们有上帝,我们就没有关于上帝的语言了。 人之所以需要关于什么的语言,只不过是因为人欠缺那种东西。 上帝形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我们的历史的血统,因为当时人类还是一个集体作家。 所有的人们出于他们生活的共同艰难,一起创造了这个最伟大的形象。 人们可以把所缺少的一切,诸如全能、无所不在、不朽等等,都加在上帝这一形象上。 并非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再成为这种集体作家。人并没有变得更软弱,生命之艰难也没有变得更小。 人曾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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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宗教)解答物化、固定化、以致现在可以不费力地、机械地、几乎是传送性地利用它们,结果人自己妨碍自己。 因此我认为:文学就是现实的宗教。 虽然不这样称呼它,但就是这么回事。“上帝”也是过去时代的一个词。问:也是一个僵化的词?

    答:如果从糟的方面来看,就是如此。可我不这样讲。我们当然什么也不会放弃。 所谓无神论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却要禁止别的宗教。 这是一场十足的小型时事歌舞表演。 不能放弃上帝这个词,所有的传统肯定会继续产生影响。我认为,必须保留一点东西。问:您一直在研究思想史上的许多人物,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研究社会心理学、语言学和社会学,这大概是我们的文化环境的一种表征。 但我没有找到您曾经认真地研究过神学的证据。 神学对于说明当代的生活条件无关紧要?

    答:我没有研究过马克思、弗洛伊德,也没有研究过社会心理学或者语言学。 我的学识还不够。 我只会有时利用一句马克思的话或弗洛伊德的话。 我曾在累根斯堡,哲学神学院学习,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我这个27岁的人,未受过迫害,不配上真正的大学。 我在那里听过经院哲学课。 很久以后,当我“在外面”不得不保护自己,不得不工作时,我转向学术领域,接触到马克思、弗洛伊德和K。巴特。K。巴特对我研究卡夫卡非常有用。 如果我要当大学教授的话,我会非常看重巴特神学。 不过对天主教神学我从无问津。问:一个在德国享有声望的作家并非一定把神学看成是一种精神挑战,并非一定关注神学不可。 这是我们文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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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吗?

    答:当然,谁都知道一点弗洛伊德。 我常说:这是一个超级市场,每个人,甚至那些厌恶超级市场的人都在里面进餐。 谁都在弗洛伊德的超级市场里用餐,在马克思的超级市场里也如此。 神学不是超级市场,这完全可能。问:……情况并不糟糕,我现在听出来了。答:我知道一点R。瓜尔迪尼①。 我读过他的著作。 但我从不提他。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我还不习惯的香水味。问:丹麦神学家S。克尔恺郭尔对您看来就非常特殊了。他对您有一种挑战,使您一再提到他?

    答: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阐述过,信仰问题就是语言问题。 在我长期考虑这一问题后,终于找到了理解信仰现象的途径。然而,神学家们却不相信他们自己所写的东西!

    不相信信仰陈述的实证性!

    S。薇依和德日进,这些最精美的思想家的思想之所以精美,恰在于其实证性,他们并不描述颤栗和信仰的所有不同阶段。 对我来说,克尔恺郭尔是最有分量的思想家……

    问:……他可是极其坚定地信仰基督和上帝!

    答:现在可以这样讲!信仰得按《恐惧与颤栗》的作者的口气去讲!信仰的确信性是从无把握性上认识到的。 在宗教问题上由表及里进行推断是不道德的。问:您在接受毕希纳文学奖时的受奖辞中说:“一个在无神论家庭长大的孩子,到15岁或者20岁,自己体验到缺少上帝时,他是否还会恐惧?或者说,他发觉自己并没有丢失什么?”什么东西促使您如此尖锐地提出上帝问题?

    我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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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不会是文学奖或受奖辞一类的外在动因。答:它只是我提出的问题。 我只能提出它,以便听一听是否有人对此说点什么。 我认识一位宗教大师,叫M。 门茨(M。Menz)

    ,她是比贝腊赫沼泽的女诗人,我参与编辑她的作品。 她现年80高龄,是伟大的宗教诗人、抒情诗人,她掌握着一种非常直接的语言。 她的语言极其过硬,思想极为坚实,某些方面使我想起我的母亲,我从她的诗中学到一点:最大的信仰能力同时是完全无能。 她自60年代以来一直写上帝,她还没有答案。 但她并不停止谈论上帝。问:所以,您把这位女性称作您的宗教导师?

    答:她是大师,有声望。我在她面前只是个戏水学童。她的分量无法超越。 我倒显得有些轻率。 上帝的方向是她唯一的方向,而我却一再转向。问:她置身于中心,而您只不过是围着这个中心转?

    答:她并没有置身于中心,她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她一刻也不离开上帝问题。 一切都来自于这个问题,与克尔恺郭尔一样。 但她却不像克尔恺郭尔那样,从理智方面来阐述问题。 克尔恺郭尔是一个诡诈大师,高超的语言能手,但仅此而已。 门茨女士发动神秘主义的进攻,向可能有上帝的地方攻击,但她在诗中实际上却从未说到过上帝。问:您经常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利用“上帝”

    这一密码,这很明显。 您谈到当代的上帝,谈到现代人所追随的“我们的上帝”……从神学的角度说:这是当代的偶像。 必须以(按照基督教理解的)

    “真正的上帝”推翻这些偶像。 您对现代“诸神”的文化批判是否也朝着同一方向?

    或者,您的批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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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是批判,问题依旧是问题,困境依旧是困境?

    答:只要宗教还是一种社会权力,只要这种状况还继续下去,我就只能想到这整个文化复合体的文化批判这一变体。我对这种文化复合体既谈不上讨厌,也谈不上好感。 我喜欢神甫,所以也就参加教会。 我童年的教会有两位神甫,其中一个有K。 梅②的全集。 我们这些学童老是跑到这个神甫那儿去,把读过的K。 梅的册子给他带去,换回新的。 我交的教会税几乎可以说是为借书补交的图书捐款。 这些书对我很重要。 那是一个难忘的教会,可爱的教会,美丽的教会。 但是对当代的官方教会我感到害怕,与那些搞文学的人——教授或评论家——一样令人生畏,他们把经典作家如歌德、费希特或荷尔德林的名言用于权力的合法化。 这类事在教会中也有。 我总归对文化批判的兴趣并非很大。问:我发现,您在您的海涅研究(《爱的说明》,1983)奇Qīsūu。сom书

    中,很强调海涅的宗教成份。 海涅“越来越”虔诚。 您写道:“我几乎没见过有比他更睿智、更谦虚的关于上帝的宗教表白了。”他把“戏装、面具和风度”全扔掉。 这种描写表明作者肯定在内心倾近海涅。 对您来说,海涅是否代表着宗教与批判意识有活力的可能结合?他在今天是否还有典范意义?

    答:感谢您谈到这个话题。 我们真不该忘记这一点。 您引的我的话里流露纯粹的妒忌,我个人对这种妒忌没有任何责任。 海涅要找一种积极形式的宗教,他找到了犹太教。 这种宗教性同时也是民族性。 但海涅与这种民族性又终身缺少认同。 后来他终于成了一位信教的犹太人。 他之所以信犹太教,是为了能成犹太人。 关于海涅的这段历史描写与我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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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关于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想举个例子:我曾在一个出版各种圣经读物的新教出版社干事,即送圣经语录上门,并求他们对此讲点什么。 我对这种差事颇有异议。 在我干完这些差事后,我惊奇地发现,我居然会对《圣经》越来越反感。我看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可笑的观点正在加强,即民族怨恨。我希望有5年时间什么事也不做,只想去证明:靠使徒和传教士,以“走出家门……夺走凯尔特人的树木和泉水,送给他们雕像和精神财富”为座右铭,把宗教带到各地,这种做法再糟不过。 我认为,我们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各族人民不断遭到剥夺。 举一个例子,圣。 加伦修教会的长老禁止在教堂用常声和假声的调子唱歌,③理由是当地人就用这种调子唱歌。这涉及到转入的宗教剥夺既存传统的问题。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富饶。问:您的“我们”指德国人?

    答:不只是德国人,还有波兰人、荷兰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为宗教心里感到难过的,正是它剥夺民族传统这一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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