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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立法委员简贯三跳出座位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另有人谓：“立法院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停止询问。”
于是，孙科宣布，请俞鸿钧、王云五两位部长继续答复。
俞鸿钧说：今外汇提高，进出口联锁办法可不必采取。又黄金政策实行数年，最初使法币回笼，平抑物价，以后为稳定物价转之稳定金价，凡此均为因时制宜之举，不许报纸登载黑市消息，系恐过度刺激人心与市场。目前有黑市存在，不容否认。但如谓要根本消灭黑市，则是说外行话。
王云五答复工资问题称：现在许多工人，按生活指数给薪，已超过战前所得。但工资可影响生产成本及于物价，工人生活固值重视，而一般民众生活，政府亦不能忽视。
俞王两位报告毕，立法委员陈顾远、钟天心等便将询问目标转向贝祖诒。贝氏答复，首先宣布关于通货发行，黄金外汇数字，因奉主席命不能发表。继称：香港及沿海走私是大漏洞，贝氏曾与香港当局商讨，已得合理解决，但尚未获伦敦方面批准。贝氏长约一小时的报告，结论是关于政策方面，他只负执行命令的责任。
到了12时40分，报告会才结束。同日下午4时，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翁文灏继任行政院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呈请辞职，由国民党政府特任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
在当时“家天下”的中国，用人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句老话。
中央银行一向是“家天下”的“总夹万”，“经理”既然易手，管“夹万”的“账房先生”——总裁怎能不换人呢？所以作为宋门大将的贝祖诒跟着“TV”（宋子文英文名字的缩写）去职，那是自然的事，更何况贝祖诒与宋子文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
贝祖诒是江苏省吴县人，出身于地主兼买办阶级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横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就是他的哥哥。贝与宋是留美同学，交情很好。
早在1944年，贝祖诒就任职于中国银行，1924年，已经是中行上海分行经理。1935年4月1日，南京政府兼并中行后，由宋子文出任中行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贝则以近水楼台之便，一跃而为总行副总经理，从此时起，他就开始作入幕之宾，成为宋子文的主要助手，其地位仅次于宋汉章。
1939年，宋子文在英美借到一笔稳定的外汇借款之后，贝祖诒即被派任“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委员，并于1942年一度代理中行总经理的职务，这时他已成为国民党政府一等财务官，所以一到宋汉章年老退休以后，他就取其位而代之了。
抗战时，贝祖诒负责处理黑市外汇，很得美国上层人物的欢心。有些狂妄而别有用心的美国人说，当时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国际汇兑，就是指贝祖诒而言的。
他既有中国国际汇兑问题“权威”之誉，因此，宋子文和美国谈判20亿“美援”贷款计划时，他就任谈判代表，成为TV宋手下的第一红人。
1944年12月宋子文当行政院长后，贝祖诒正式接任了执行黄金政策的中央银行总裁。此后，他除了乐此不疲地与宋子文朋比为奸，运用其国际汇兑的“学识”抢了巨额外汇之外，又想在黄金买卖上捞他一笔。他不好自己出面，于是推出詹莲生为代理人。
詹莲生也是江苏吴县人，又是贝家的亲戚，过去当过贝家颜料生意的经纪人。贝祖诒任中国银行沪行经理时，詹就在上海金交易所里与贝暗相勾结，利用中国银行的资力，大作投机生意，赚了大钱，因而在金业方面形成詹的势力。
詹莲生的活动本钱，除了依仗贝祖诒集团外，还有他所控制的“金牛党”。詹以五家（同丰余等三家金号和方九露等二家银楼）金号银楼为基础，控制着当时上海金业公会，并在其中形成一集团（大都是金价波动期间成立的金号，未备案），操纵金价，打击集团以外的黄金买卖，相当嚣张，当时有“金牛党”之称。
当中行抛售黄金的时候，詹莲生就是上海黄金商人与中行进行勾结的总代表。因为：（一）上海金号银楼两业公会会员购买黄金，按规定须填具申请书，由上述五家金号银楼代表转呈批准，然后配发。实际上中行只指定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一人包办，这样做当然便于作弊；（二）每天中行黄金价的公布实际上是由贝祖冶的亲信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仁安和詹莲生用电话作决定，暗售的黄金也由詹一人承办分配。这样詹便成为当时中行在抛售黄金的决价、明配、暗售方面的操纵者。
中行库存黄金都是400两一块的金块，出售时要改铸为10两一条的金条，中行给予每条三分的火耗。据詹后来受讯时说：“改铸金条，每条有三分的火耗，每天归同丰余火耗约有240两，其余经手分铸的几家，不过在成色上略微有些好处。”仅此一项，詹每月可吞黄金7200两，一年（1946年3月——1947年2月）可达8万6千两。
中行一年中抛售黄金共为850万两，同丰余包办了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合450万两左右，其中暴利，詹虽不肯明说，但数额之巨可想而知。据保守估计，“利润”以三分计算，总数也达13万5千两以上。
然而，“金牛党”既然每天优先知道黄金牌价，又熟悉中行库存情况，他们岂有不操纵市场金价之理？又岂有不大量吞进中行暗售的黄金之理？。当时有一个在黄金交易所投机失败以致破产的黄金商人，向国民党监察院控诉说：“詹莲生那一年赚了10万条以上的黄金。”换一句话说，他赚了黄金百万两。
对于贝、林、杨、詹贪污集团的罪行，新闻界曾提出下述旁证。
同丰余金号的董事会名单，有两个假名查不出下落，原来就是贝、杨、林的化名，此其一。
这个金号做了这样大的买卖，可是詹莲生说，连一本进出的日记帐目都没有，直到送法院，才弄出一本假帐本，此其二。
监察委员质问上海商业局：“何以同丰余没有经批准立案，经手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为何不加取缔？”该局负责人苦笑着答道：“（贝祖诒）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此其三。
讯问林凤苞时，询以“黄金抛售业务，为什么要委托一个没有批准立案的同丰余老板詹莲生呢？”答称：“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找他负责。”盘问贝祖诒，也是同样的答复，此其四。
监委何汉文讯问詹莲生：“你赚到那么多的黄金哪里去了？”他答道：“赚项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多少金子。”此其五。
1947年2月间，国民党中央银行突然宣布停止抛售黄金，使金价暴涨（如上海的金价在十日内由600万元涨到900万元）黄金控制商大获暴利。对此，国民党监察委员会成立了由四监察委员组成的弹动宋子文案，对其所推行的黄金政策进行调查。
“金牛党”党魁詹莲生自有他的一手。何汉文在上海东方饭店，以迂回不着边际的谈话方式向詹莲生单独讯问了大半天（其余三监委因事回南京），起初詹有恃无恐，毫不在乎，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如何如何，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情形，同丰余金号的业务概况，以及中行和他来往如何如何。及至拿出笔录要他签字，他才感到有些不利。詹离开何的房间时对何说：“我这些都是同何委员私人谈话随便讲的，有些欠妥之处，还要请您包涵包涵！”当天晚上，上海的军统大特务，名人杜某的徒弟王新衡（立法委员），约何汉文到他家里吃饭，饭后他问起讯问詹莲生情形，谈了一通，最后王对何说：“我想以老同学的资格，跟你谈一点知心话。詹莲生这班家伙的确可恶，要办一办。但是官场的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认真。反正今天询问他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如果不把笔录拿出来，或者改一下，开脱开脱，叫他拿出200条金子来。倒也是一件一方二便的好事。今晚本来杜老板想来和你谈谈，觉得有些不便，我的意思可以说是他的意思，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听了这番话后，何汉文颇感为难。他想，正面拒绝罢？杜老板已经给搬出来，得罪了这位老板，可能出毛病。答应罢？一来他当时被一些人恭维成“铁面御吏”，觉得名誉比金条更重要些；二则害怕这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乃至军统故意设下的圈套，不能不加提防。于是，何汉文决定采取敷衍搪塞的办法，因此答复王新衡：“今天讯问，担当笔录的是上海审计处派来的人，和我过去不熟悉，几家晚报又已经把我讯问詹莲生的事，大登特登地发表了。这样一来，恐怕有些不便。不过，请杜先生放心，我总不会把案子弄得太严重就是了。”
第二天，那三位监委恰好回到上海，何与他们商议之后，决定把詹莲生利用金业公会代表的地位操纵上海金市，与同丰余金号非法商号攫取巨额暴利，以及同丰余买卖黄金帐目与中行抛售受主帐目不符，显有情弊等罪名，连同笔录提出检举，送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审判。同时把林凤苞、杨仁安的利用特权勾结贪污部分，也送法院起诉，至于对贝祖诒，那就不敢绳以法律了。起诉结果，詹莲生判了12年徒刑，林、杨各判了7年徒刑。法院院长查良。。是当时国民党司法界有名的“漂亮人物”，他一方面和何汉文等数度商酌，为了顾虑外界的注目，保持国民党司法之“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