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兴率部由老挝到达缅北，编人柳之麟部。另以吕维英为首的一股，亦于1954年10月1日窜回缅北，在三岛地区成立“滇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军”，共1300余人，盘踞孟美、三岛、孟歇、孟坎一带。1956年初，台湾派国防部情报局游击行动处处长罗果到缅北，传达情报局“统一指挥、统一补给、整编部队、加强训练”的命令。2月，吕维英部编人柳之麟部。
1957年，国民党残军经过整顿，统一了指挥关系，将总部设在缅老边境、湄公河西岸的江拉，在孟百修筑机场，台湾恢复了对残部的交通联系和补给。10月，台湾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强调对大陆的政治反攻，指令缅北残军对云南地区进行情报、心战、策反、组织暴乱。残军为此拟订了一个“安西计划”。8月，为配合台湾对大陆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势，柳之麟亲率残军1460余人分四路进抵云南边境。对柳之麟的武装窜扰，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了7万余人挥队联防队，执行“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以政治斗争为主，建立一条人民防线”的方针，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残军的窜扰，粉碎了台湾“政治反攻”的阴谋。
1959年初，西藏上层公开叛乱，台湾当局认为形势对其有利，对残军更为重视。2月，蒋介石在台湾亲自召见柳之麟；3月开始恢复对残军空投装备、给养；4月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率督导组到缅北调解残军内部纠纷，点验人员，统一指挥。国民党残军大肆搜编民族武装，在缅北果敢、大孟宜、卡佤山等地招兵，利用云南边境“大跃进”中出现的政策不稳定的情况，煽动边民外迁外逃，胁骗当兵。到1959年底，柳之麟部已发展为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9400余人。1960年7月，台湾将特种作战部队的1个大队400余人由台湾空运缅北，加强残军的指挥、技术、通讯、医务、政工力量，并制定了对云南边境的窜扰计划。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6军中将政治部主任徐汝辑、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胡开业亦受命到残军分别担任副总指挥兼教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孟百了守备区司令职务，加强对残军的控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一敌情非常重视。1960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毛泽东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应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员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在一次晚饭后，毛泽东走出菊香书屋，叫秘书请来周恩来总理和总理的军事秘书，一起闲亭散步，就防止国民党残匪窜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边境斗争的部署，并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率指挥组到云南，具体落实军委的指示。
缅甸是中国的支好邻邦，两国山水相连，胞波情深，边民常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明两国边疆友谊：中方的（又鸟）缅方下蛋，缅方的藤在中方结瓜。
中缅两国边界是清朝时期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划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缅两国一直遵守着历史形成的国界线。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使双方更加和睦友好。陈毅副总理访缅时，曾留下美好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1960年1月，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将军访华。1月28日，中国周恩来总理、缅甸联邦总理奈温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按协定，中缅成立了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由驻缅大使姚仲明担任首席代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少将担任首席顾问。缅方由国防军副部参谋长昂季准将担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担任首席顾问。
1960年6月，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会议讨论了边界安全等问题。
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周恩来总理和4月份再次上任的吴努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60年中国国庆之日，又签署了正式划定中缅两国边界线的条约。
可是，由于当时李弥、柳元麟残部在边境不断进行窜扰破坏活动，不仅使边境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危害，而且使中缅勘界受到严重影响。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于1960年11月4日在中国昆明市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根据中缅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专门商讨了如何保障边界勘测的安全警卫问题。这次会议协商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跨越国界，进入缅甸20公里范围内清剿国民党残匪，会上，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将军和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联合签署了《捕诛蒋军残匪协议》和《联合作战命令》。缅方还派出苏敏昂少校作为山友准将的特派代表到西双版纳的中方指挥部，作中缅联合作战联络员。
1960年11月，驻扎在中缅边境的我陆军第十三军三十九师和云南省军区的部分边部队共5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集结边境，并在云南勐海县成立了前线指挥部。
缅甸政府于1961年1月出动5000主力部队集结在大其力、孟岭准备进剿柳之麟总部。此时，中缅两国政府签署了勘界协议，缅甸国防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勘界警卫部队的配合和支援下，给国民党残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攻占了柳之麟总部所在地江拉。柳之麟率总部及主力2500余人渡过湄公河逃往老挝；第3、第5军3500余人，逃往泰缅老边境；1300余人流窜卡佤山区。
是役在江拉总部缴获美制弹药和军用物资有5吨之多，为此缅甸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台湾国民党部队侵犯缅甸主权，同时还将缴获的美制武器进行展出，邀请美、泰、印尼等国武官前往参观。2月16日，缅甸空军又击落一架美制4引擎运输机，当时该机正向缅甸境内的残军隐藏地空投供应，这便使美国国务院的处境十分尴尬，不得不表示愿意协助国民党残军遣返台湾。遣返工作从3月14日开始，残军由美国飞机从老挝南塔空运到老挝的会晒，渡过湄公河即乘大卡车运往清莱，在清莱再乘飞机撤往台湾。到4月12日撤台告一段落，先后撤台人员共计4521人。柳之麟回台湾后，任“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
留缅残军各寻出路1961年5月，柳之麟总部撤台后，“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随之撤销，台湾即停止了不愿撤台残军的一切供应。留在缅北的残军5000余人，则分别由段希文、李文焕、马俊国掌握，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不久，因生活补给没有着落，残军人员纷纷逃亡，各自寻找出路。原第25师师长曾德兴率部500余人，窜到老挝，投靠老挝右派军队；马俊国率残部投靠台湾情报局，改编为“滇西行动纵队”，专门从事武装特务活动；段希文率第5军2000余人窜至泰缅边境的孟放、回中坡地区，收编吕维英从老挝富米带回的残部和屈鸿斋部，成立“东南亚反共志愿军”；李文焕率第3军窜踞泰老边境景康山区和泰缅边境的景老山区。
台湾当局为了控制利用段希文、李文焕，于1961年令驻泰国清迈代表杨文湘传达台湾的“关怀爱护”之意，要段希文、李文焕服从台湾决策。李文焕以“化整为零，以求生存”拒绝把部队撤往台湾，并对其部属说：“总部叫别人去台，我管不着，13师是不去的，镇康弟兄我要带着，弟兄们去台湾回不了家，见不了爹娘。”杨文湘向台湾报告：“李文焕不会将武力用于反共，主要留用在当地做大烟鸦片生意。”段希文在一次招待台北要员的宴会上说：“有人指责我违背上级命令，才陷入今天的困境，如果上级认为我还有用，我当鞠躬尽瘁，否则唯盼了清一切手续，候命行止。”从此，台湾停止了对第3军、第5军的补给。
1963年，台湾当局为了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配合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又先派情报局副局长沈之岳、特情室主任徐仁隽、监察委员段克昌等赴泰北，到段希文、李文焕两部“视察”，以恢复补给为诱饵，策动两部对云南边境进行心战策反，窜扰破坏。段、李二人也有求于台湾补给，所以从1963年至1966年9月30日多次由第3军、第5军派出小股武装向云南潞西、孟连、沦沅、镇康等县进行武装窜扰。残军虽被解放军边防部队打死27人，俘虏11人，但台湾当局仍要段、李两部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否则不予补给。段希文、李文焕却因感到，窜扰云南边境费时长，损失大，因而停止了窜扰行动。1966年10月和1967年3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召段希文、李文焕到台湾，商谈3、5军统一合作事宜，原则上同意恢复对国民党残军的补给，但未作具体承诺。1968年3月，台湾又派罗汉青到曼谷，发给慰问金2万美元，继续商讨“节制”问题；年底，台湾又单独召见段希文；1969年5月，蒋经国亲赴泰国；7月，又派参谋次长易瑾、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夏超到段、李两部商谈补给整编问题，条件是要兵不要官，老弱一律不要，军官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瑾、夏超、项成豪任正副指挥官、参谋长。段希文、李文焕召开骨干会议研究，认为台湾条件苛刻，旨在瓦解其部，从而拒绝了台湾的条件，不接受改编。1970年1月，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再赴泰北，进一步压段希文、李文焕接受改编。段、李两部从两次撤台的教训和本身利益出发，怕改编后丢掉老本，但又想到台湾的补给，很是矛盾，因此长时期讨价还价，却始终不同意改编。
残军余部投靠泰国段希文、李文焕多年乞求台湾补给无望，决定投靠泰国政府。从1970年2月至10月段、李与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