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台湾当局不甘失败，仍然硬着头皮坚持武装窜犯大陆。
1950年11月20日凌晨，曾受到我军沉重打击的披山海匪吕渭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及充实武装装备，又率800余众，分兵3路再度偷袭我玉环岛。
当时，我守岛部队因兵力不足，被这股海匪武装攻入玉环县城及占领了该岛大部分地区。但我军少数兵力仍然与登岛之敌展开了殊死战斗。玉环县警备大队的2个班，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奋勇杀敌，独立阻击海匪进攻达7个小时，为增援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得悉海匪登岛的消息后，我军驻守楚门地区的步兵61师183团的2个多连部队，当即起程，徒涉20多里的海峡浅滩，登岛投入激战，经过我军增援部队和守岛部队的6个小时的协同作战，一举歼敌180余人，击溃了吕渭祥的残部，重新夺回了玉环岛。
“根据地”企图又遭失败1951年初，朝鲜战局急剧恶化，美军及其李承晚部队开始向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调集军力向大陆展开大规模窜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电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要他们根据朝鲜局势以及台湾当局可能对大陆厦门、汕头等地大规模进犯的情况，拿出对策。中央军委也向这两大军区发出了要“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具体指示。
在我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重点地区和岛屿的保卫后，台湾当局自知派遣大部队窜犯占不着便宜，于是决定停止实行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仍然以小股武装的形式窜扰我边防地区为主。
但是，长时期地“小打小闹”，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不改变打法，其最后下场决不会比原来的强。为此，台湾军事当局一改往日以窜犯沿海地区为主的作战形式，把活动舞台由沿海拉到了内陆山区，将“海上阵地”移至“山区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台湾当局除继续利用海匪武装打头阵外，还专门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等长期工作机构，妄图在美国顾问对匪特分子进行了游击战训练之后，再次掀起“反攻”的“（禁止）”。为了实现建立“敌后游击区”的黄粱美梦，1951年6月至9月，台湾当局4次派遣6股共800余人的武装匪特，在南到广东海南岛的琼东县，和北至浙江的象山，中为福建的惠安县、乐清县等漫长的海岸线上，先后登陆窜犯，但均被严阵以待的当地军民一举歼灭。
一上岸就挨打，回回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时间长了，敌人也学“聪明”了。他们开始与我军“斗智”。
如1951年9月上旬，在敌占岛——乌丘岛盘踞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
370余人，在原国民党仙游县警察局督察长、“泉州纵队”陈令德和原国民党德化县县长、“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的率领下，分两股在福建惠安县登陆井于第二天越过福厦公路，打算流窜到戴云山区，在我内陆地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准备长期与我军周旋。
陈令德率领的“泉州纵队”和陈伟彬率领的“永安纵队”，均系台湾当局聘请美国军事顾问进行强化训练并给予“全美式”装备的精悍匪特组成。登陆后，“泉州纵队”居然凭借优势火力，一路连续摆脱了我地方民兵的阻击，向着既定目标戴云山进窜。而“永安纵队”更是阴险狡猾，全部伪装成解放军，一路冒充我“剿匪”部队，使一些地方民兵和群众被其诱杀。台湾当局的内窜作战，正中我军“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正当这两股匪特武装做着在戴云山安营扎寨的美梦之时，却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军预设的包围圈中。
1951年9月6日和7日，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亲临战区，指挥这场围歼战。
“泉州纵队”和“永安纵队”在习义路、东山寨和七丘山、白洋山等地被我军74师、87师和地方武装的23个连队、9个区中队以及几个县的上万名民兵分割包围。9月7日，“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在七丘山的围歼战中被我军战士击毙，其属下只得分散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匪特武装的成员毕竟经过严格挑选和精心训练，其狡猾程度，非一般土匪可比。
在我军的天罗地网中，少数匪特竟然想出假扮民兵押解俘虏的模样，妄图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被我围剿军民揭穿，全部被俘。
“泉州安纵队”司令陈令德，在战斗中只身逃跑，而后装扮成化缘和尚“云游”躲避搜捕，直到9月15日，在逃窜路上被我村村设岗、路路放哨的民兵识破而做了阶下囚。
经过我福建晋江地区军民历时半个多月的全力清剿，这两支曾不可一势的匪特武装，除8人从海上逃跑外，全部被歼和被俘。
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第五节胡宗南再举“帅”旗蒋介石召见胡宗南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遭到惨重的失败后，仍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依恃台湾与美国签定的“防务协定”，企图改变战术与我抗衡。
既然“小的”行不通，那么干脆来“大的”，于是制订出了“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
所谓“以大吃小”，即动用几倍或数十倍优势兵力，在其海、空军的协同下，突然袭击我军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分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军守岛小分队，一俟我军大部队赶往增援，便迅速撤离，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一直延用到第二年在进犯我东山岛遭到惨败后方才停止。
为了统一指挥浙东所有岛屿之敌，蒋介石于1951年9月17日亲自召见了反共老手胡宗南。
蒋介石破例为自己的下级倒了一杯茶，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子，一言不发。
胡宗南猜不透蒋介石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试探地问：“委员长找我有。。”。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道：“寿山，你是一个爱说真话的人，这些年来，我被那些说假话的骗子坑害不浅，丢了江山社稷，困守这小小的台湾岛，现在，我很想听听真话，哪怕半句也行。。”
胡宗南受宠若惊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叭”地一个立正，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蒋介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寿山，以你之见，这浙东诸岛还能否守住。”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素有爱听虚言的习惯，但他觉得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总统”，似乎与以前的蒋介石不一样，于是他说：“委员长既然信得过我，那我只好直说了。以我之愚见，我军虽然退守台湾孤岛，但孤岛并不孤。”“说下去。”蒋介石鼓励地说。
“说它不孤，根据有三点：第一，强大的联合国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与共军决战，这是对委员长‘反攻大陆’方针的最大支援；第二，有美军的第7舰队帮助我们守卫台湾岛，再加上中美‘防务协定’，台湾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万无一失了。这最后一点嘛。。”
胡宗南突然收住话，用眼睛的余光瞟了蒋介石一眼。
“说吧，说吧。”蒋介石催促道。
“这最后一点嘛，是这样的，”胡宗南清了清嗓子说，“现在，浙东诸岛仍然为我军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既是拱卫台湾本岛的门户，又是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有了这些岛屿，民国的失地就不愁夺不回来。只是。。只是目下守岛部队编制混乱，缺乏统一而正确的指挥，恐怕后果堪忧啊！”胡宗南说出这最后一句话，光秃的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蒋介石要的正是胡宗南的这最后一句话。于是，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知我者东昌也。大敌当前，为了党国之大计，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省主席，钟常青少将作你的副手。以后，浙江诸岛的防务就由你全权负责了。”
胡宗南知道自己又上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但又不便于立即解脱，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委任。
“天子门生”官运亨通胡宗南是浙江镇海人。3岁时，随其父迁居浙江孝丰城西十里鹤鹿溪。
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因好赌博，负债累累。后得在上海开毛竹行的孝丰同乡的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为身材矮小，口试时被淘汰，经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特许参加考试，才得录取。从此成了“天子门生”——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胡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在胡公冕部担任营长。1930年驻防开封时，曾和冷欣、萧洒、马志超、陈质平、王六木等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对政治抱有很大野心。
蒋介石用人唯亲，胡宗南是浙江人，又是“天子门生”黄埔第一期，以后又是黄埔系的秘密组织“复兴社”的领导骨干，“十三太保”之一。因而成了蒋介石亲信黄埔系中天字第一号的人物。
胡宗南带兵，很少打过好仗，而却官运亨通，先后从第1师师长爬上第1军军长；1937年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后又升任34集团军总司令；抗战中期曾任驻西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升任西安绥靖主任，统辖29、34、38三个集团军，直辖部队有第1军、16军、22军、27军、30军、36军、38军、40军、66军、90军，共40多个师，拥兵45万人。控制着陕、甘、宁、青各省的“国统区”，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被称为“西北王”。他以重兵布防数千里，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包围封锁得密不透风。
当时胡宗南气焰十分嚣张，阿谀者为之造谣，说什么在洛阳掘出一方古碑，碑上刻有诗句“一轮古月照中华”，应在“胡”字上。胡宗南从此变得更为骄傲，野心也就更大。他在西安兼任中央军校第7分校主任，该校校址在王曲青龙岭，传说青龙岭是后汉光武帝刘秀兴隆发迹之地，胡宗南也想在这个地方“兴隆发迹”，故把青龙岭改名为“兴龙岭”；把青龙脚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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