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这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一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做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吃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闻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不用说，现在（1961）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生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的。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4月28日在该报进而说：我21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访问了陈立夫先生。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关系，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好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己，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于这种研究工作，所以，把他的片言只语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出一二，似乎也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的从阳明山会谈把话题提起，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正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的注视着我，微笑着不发一言。
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无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说：“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总是好的！”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若以陈先生在美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他抱着臂走在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他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可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一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生活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的财政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要抛弃这个政权的。财政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要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维持他们军政统治政权的一个必要手法。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值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击了我们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安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币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可是不幸的是，在胜利复员时，我们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市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这说明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赤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可言？犹有甚者，诸如我们战时美金储蓄券的大打折扣，黄金换实的不守信用；处处表现的都是违背人民利益，处处与人民脱节，这种情况，又焉得人民不抛弃这个政府？”
陈先生犹且追述说：“最可笑的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尽是一些漠视生产循环的浪费投资，这也自然是与人民利益脱节的。”
他严肃地说：“说来惭愧，一切由于我们当时的无知！我们无知！”
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听觉。这是一句出自一个曾是党的组织部长的良知的话语。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正自省的声音，这句话，深深的描写了过去，但，也深深的点画出将来。
暮年寄情笔墨1969年4月，台北天母山坡一栋西式平房里，搬进一对白发老人。他们是离台长达20年之久的陈立夫夫妇。这次返台定居，他们一反往常养（又鸟）孵蛋之道，高谈绘画、写作与讲演艺术。台湾《中央日报》9月1日刊登一篇“陈立夫先生的生活情趣”披露如下：陈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身体不太好，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他已开始有限度的社交活动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立夫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曾经着手在写一本小册子，书名叫《一而十》。最近，由于天气太热，应酬也多，而暂时搁笔，估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正主持一项翻译工作，计划将英国学者丹尼约瑟（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全书有八百多万字，原书分为七卷，目前已经出版一、二、三卷，第四卷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已印刷好了，其它部分尚在排印中。
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薯，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水彩画，是立夫先生在民国37年画的，那一年是已故张道藩先生的50大寿，这幅水彩画，就是陈立夫送的寿礼；画中有一位老寿翁，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少妇，题词是：“原兄与嫂如画中人，一则长命百岁，一则美丽到老。”道藩先生非常珍视这幅画，一直珍藏着。当立夫先生民国48年第一次回台湾时，道藩先生特地找出这幅画来，拍成彩色照片，送给立夫先生留念。陈立夫先生为怀念故友，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玻璃底下。
陈先生引导记者参观他的书房时，还看到他的另外一幅水彩画，那是一株（又鸟）冠花，作于民国24年陈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当时陈夫人正在从师习画，有一天陈先生兴致来了，就用彩笔写了一株庭院里的（又鸟）冠花。
据陈先生说：他一生只画三幅水彩画，另外一幅是一朵喇叭花，现留存在美国女儿家里。
立夫先生很健谈，他谈任何问题时，都很能吸引人。他说：今后要多在室内做工作，少在外边活动；对那些邀请他剪彩和证婚的事，都一概谢绝了。他表示这个例子不能开，希望亲友们都能原谅。
立夫先生虽然表示，今后要多做著述工作，但他仍然不能忘怀讲演的乐趣。他认为讲演是一种艺术，而且可以给人一种满足。
他说：一场成功的讲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讲的，也正是听众们所要讲的，你只是把大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已。
第二，一篇讲演稿里要有特点，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样，听众才会觉得有味道。
立夫先生说：他的讲演，曾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每逢讲演之前，先准备了很多材料，到了台上时，却讲了很少；第二个阶段，准备了多少资料，上了讲台，全部都用上了；第三个阶段，任何讲演，从来没有底稿。
不上讲台，没有材料；登台讲演，材料也随之而来了。立夫先生认为讲演远比发表文章的效果大，尤其一场成功的讲演，会吸引千万个听众，全神一意的听讲，越是这种情形，讲的人越兴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劳累，这时候讲的人与听的人感情合而为一，令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他自己就常常有这种感受。
1979年9月18日，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共同迎接了80岁寿辰。他们送给亲朋的礼物是一本由陈立夫题款、孙禄卿绘画的百幅山水画集。
“我的太太的画实在不错，而我的字只是陪陪她。”陈立夫对来客谦称自己是配角，太太是主角。另外，他还赞美孙说：“我最最得意的事，是我有位贤能的妻子孙禄卿女士。”
在父母的作主下，陈立夫与孙禄卿于1926年结为夫妇。陈说：“到现在，已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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