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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调查自1962年始，至1965年止，前后持续4年，分两个阶段进行。重点是调查核实奉化溪口蒋氏世系的变迁以及蒋介石一生与溪口的关联。调查方式为邀请熟谙蒋氏世系并与蒋家包括蒋介石本人过从甚密的宁波、奉化两地耆旧举行座谈笔录和实地走访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与后来得之不易的蒋氏宗谱参核，力求史料丰富、真实，以澄清有关蒋介石身世含糊不清的说法，消除唐人所著《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讹传。
经过张明镐一年多的反复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有些材料鲜为人知，十分珍贵。为了使这些资料尽快组成文章上报，张明镐不顾年老体弱，立即执笔整理，写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共6000余字。按照惯例，毛老将此稿寄送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文史委收到稿子后，即发来笔墨费，但不见刊用，其实也不敢刊用。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在这篇文章里解决了。后来善写文史资料的何国涛看到了此底稿，认为这样重要的题材还可以深入细写。毛老才叫何国涛帮张明稿重组此文。
何国涛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解放前当过编辑、报社社长，著作甚多，汪伪时期任上海《中华日报》的某版主编。解放后，因其历史问题，闲居在家，生活无着，常常为宁波市政协撰写文史资料，挣些稿费。
何国涛参与此事，标志着本次调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是调查的广度还是调查的深度均有所加强。一方面，何国涛配合张明稿在溪口举办多次座谈会，邀请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原帐房总管唐瑞福和其他了解蒋家内情的孙义朵、徐汲清等老人参加并提供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宁波邀请名律师朱赞卿、老教育家杨菊庭、藏书家冯孟颛等老人举行座谈，请他们详细提供在1947年受蒋介石委托纂修蒋氏宗谱的情况。在查证、纂修过程中，杨菊庭先生于1947年曾作《莲桂坊蒋氏考》一文，考证宁波白水巷蒋氏祖先宗祠和牌位。由于他们早在15年前，还是蒋介石权倾朝野的时候，已经系统接触和查核了蒋氏世系的变迁、传承问题，所以，在座谈中，他们的谈话自信合乎逻辑，对唐人《金陵春梦》所提出的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均不屑一顾。此外，他们又访问了了郁辅祥、张葆灵、罗惠侨等几位老人，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也认为唐人《金陵春梦》关于蒋介石身世的叙述纯属无稽之谈。何国涛还利用座谈访问的间隙查阅了蒋氏家世的较为系统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张明镐、何国涛对《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原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扩充和修改。
至1965年4月，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全文长达4万余字的《蒋介石在溪口》第二稿完成了。修改后的稿子较原稿更翔实、更富有说服力。
全稿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蒋氏先系及其家族”，依次分析了“蒋氏先系之谜”、“蒋介石父兄的身世”、“关于蒋母王采玉”、“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协议离婚的一幕趣剧”、“‘太子’蒋经国、蒋纬国”、“一群‘皇亲国戚’”等问题；第二部分为“蒋介石的早期生活”，着重阐述了“童年时代的蒋介石”、“从师考略”、“早期跟蒋介石交往的一些人物”等情况；第三部分为“蒋介石在溪口的所作所为”，列举了“溪口镇上的新老家宅及坟庄”、“第一次下野见闻”、“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西安事变后回籍活动种种”、“一手扶植起来的所谓溪口四小家庭”、“逃亡前夕的狼狈处境”等事实。文章从蒋氏世系起笔，上至蒋家先祖，下迄蒋介石父子，娓娓述来，谱牒资料与口碑资料俱备，可证蒋介石身世之谜。文章又以蒋介石在溪口的种种活动收尾，特别是记述蒋介石三次下野回故里的情况尤实，可供民国史的深入研究。此稿分送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文史办，1965年9月22日全国政协文史委收到稿件后，十分重视，经研究，于同年12月25日给宁波市政协汇来20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按质量高的稿件付的稿酬，稿费分配由毛老作主，张明镐、何国涛两人各取一半），并附言“在适当时候刊用”。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迟至1981年才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3辑上正式发表。但当年全国文史委的及时汇款与准备刊用的简短附言，对毛老及其他调查人员、执笔整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支持和肯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激发了毛老抢救民国史料，教育后人的工作热情，他动员原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奉化人汪日章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西安事变亲历记》，后经1979年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辑刊出后，受到民国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他还动员辛亥老人、民国老人和其他各界人士撰写富有史料价值和借鉴作用的“三亲”资料，绝大部分已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全国、省、市各级文史资料上发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然而，当第一次调查刚刚有了初步结果并准备进入系统研究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各项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也不能幸免，对蒋氏世系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被迫停止。真实身世轰动海内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被迫停止工作12年之久的全国各级政协随之相继恢复工作，毛老亦在此时被重新安排到宁波市政协任职，继续主管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求各级政协文史委遵循“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周恩来语）的方针，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者包括撰稿积极分子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号召各级政协文史委要树立“抢救史料”的紧迫感。毛老深知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十分有意义的事业，自觉响应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号召，埋头耕耘，加倍工作，以挽回“文革”十年给文史资料工作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短短几年，经过毛老耐心细致的工作，又积累了一批数量可观、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连同“文革”前征集到的一大批史料，陆续送往全国和省级《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共计有百余篇。同时考虑到“文革”前关于蒋氏世系的调查客观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调查过程往往言有所隐；二是调查面过于宽泛，没有直指“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一主题，而影响了调查的深入和调查材料的力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时张明镐已老成凋谢，于是毛老只得和何国涛商量进行第二次调查。如果说第一次调查主要以谱牒、宁波奉化两地有名望的耆旧为主要对象，以搞清蒋氏家世全貌为重点的话，那么，此次调查则侧重于以蒋介石身世为主线，以蒋介石父母来历为依托。因为搞清楚蒋介石本人身世，归结为一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蒋介石父母的身世、行踪，惟其如此，才可从根本上否决唐人《金陵春梦》所张扬的说法。
有了课题的主攻点，调查的目标与对象也就十分明确。自1979年始至1981年止，历时一年多的调查中，何国涛正是循着已确定的课题主攻点，在溪口重点调查了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职业与行踪，在葛竹调查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来历与行踪，收集到了较“文革”前更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证据确凿，可信度极高，足以澄清关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的种种传闻，这些材料后来都完整地反映在何国涛撰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中。
本次调查的最初想法只是弥补前次调查的某些不足，抢救和保存日趋枯竭的“三亲”史料，至于整理成文则是放在第二位，待适当时候再做。但是，随后发生的情况说明“蒋介石身世”仍是文史资料领域乃至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且舛误甚多，有必要立即将最新材料公诸于世，告晓天下。所以毛老和何国涛商量，要他继续撰文，系统地揭开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当访者问及这一年发生了哪些情况，毛老回忆道：“首先，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
第73辑》发表了我们1965年寄去的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我们感到很高兴。但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可能跟我们在这之前估计的该文涉及面过杂，反而冲淡了‘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个主题有关，因而起不到澄清史实的作用。接着，当年（指1981年）4月出版的《河南文史资料总第五辑》刊发了一组力主‘蒋介石是河南人’的文章，进一步说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澄清非易。这组文章由三篇组成：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张仲鲁作于1962年5月；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李延朗作，从他文未所记分析，大概亦作于60年代初，证实唐人的《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真实性；再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系《河南文史资料》编者综合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等回忆材料而成，这些回忆材料与前面两篇一样，并没有新的‘补充’。这三篇文章都是以抗战期间有一河南人郑发千里寻弟至重庆，蒋介石如何‘礼’待郑发为依据，断定蒋介石便是郑发的胞弟，证明他是河南人，从而证实唐人说法的正确性。本来唐人所述为小说家言，文学书籍，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对一些史实，经不起推敲，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