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些日子，他把周总理交办的事做好了。文章送上后不久，周总理又把他接去了。
这次他又见到了宋庆龄。她还记得他们很久以前在日本相处在一起的事，都很高兴地谈了起来。周恩来说：“今天请老邓来，主要是想让他谈谈对尼克松的看法的。他的对美国情况的文章写得很有趣，我都读过了，现在还想听他说说。”
邓山理就把自己对尼克松其人的情况说了一些，然后说：“我认为他很可能一心一意献身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活动家。”“假如尼克松赢了这次选举，我们必须影响他的思想，使他变得对我们有利。他真的会放弃他的老朋友，转而对我国友好吗？很难说吧？”
“是的，不过我有个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年轻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是谁？”
“他叫马修·汤姆森，在纽约的尼克松办公室工作。我和他父亲关系很密切，从小就是好朋友。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不久，一个名叫洪伟良的先生约马修·汤姆森这个年轻有为的律师到香港去办一件事务，但是他很快就发觉，他真正的见面人却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来的邓山理先生。
邓先生对他说：“你父亲在圣诞节前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你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是的，我在处理国际问题的部门工作。这正是我的专业特长。”
邓山理说了一句有意味的话：“很好，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中美两国之间如此疏远，实在是没有道理。”
马修点点头，“是的，这很不正常。”
邓山理接着说：“你们的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了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照常理说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再向他们伸手了，除非看到美国领导人先伸出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修说明白，这是一种常理：“那么怎么才会有这个开端呢？”
“那就需要有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才行。”
马修看出父亲的这个老朋友跟他谈话的真正用意了，“那你认为尼克松先生是这样的领导人吗？可是说不定他赢不了明年11月的选举呢。”
邓山理笑着说：“在这些候选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选。”
“看来你是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了？”
“你认为他对中国会感兴趣吗？”
“肯定感兴趣。”
“你估计他会听你谈谈中国问题吗？”
“他说要我回去汇报对香港的印象。我相信，对我回去要讲的话，他还是要听的。”
邓山理诚恳地对年轻的美国律师说：“我不能肯定我们会成功，但我觉得这是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的事，值得试一试。请你帮助我。”
马修说：“只要你不让我干谍报工作，我愿意尽力而为。”邓山理笑呵呵地点点头：“当然不会让你当间谍的。我们只是想找个能在尼克松身边传传话的人。”
几天后，回到美国纽约的马修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尼克松。他先从香港的事慢慢地引到了他想要说的事上。
“我有幸遇上了家父昔日的好朋友。他们曾经在天津一起读书，是同窗好友。是个共产党人，是外交部的官员。他对我谈了中国对外界要建立联系的想法。”
“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他的看法吗？”尼克松沉思着。
“是的，我特别问了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这是美中两国在和平解决问题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可邓先生说只要化时间谈判，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
尼克松两眼凝视着马修，“我真怀疑他的那些领导人会同意这种观点。
不过我们也确实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大陆中国的关系了。”
马修点点头。他想这是个很重要的讯息，足以写信告诉邓山理了。尼克松是开明的政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
“这是我们当前外交事务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中国是一只潜在的巨大奖杯，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人应该赢得它。”尼克松慢慢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个文件夹。“这里有一篇有关亚洲的文章，你想读一读吗？”
“好的，先生。我一定好好拜读。”
马修接过文件，认真地对尼克松说，“你如果觉得我对你有用的话，我愿意在你的竞选活动中效劳。”
两天后，马修在写给邓山理的信中说：“我已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助理。”
不久，马修接到香港方面的电话，是洪先生的。但是马修听出意思来了，是邓山理的事。他很快脱身去了香港。不过这次他没把此行告诉尼克松。他想在事情未有眉目前，不能说得太早。
马修才走下飞机，就看见邓山理站在舷梯下等着了。
“欢迎你到北京去做两天客人。我们就上飞机吧。”
于是才下飞机，就又上了天。飞机到了马修从未去过的那个神秘的大陆。当天晚上，马修被一辆小车送进了一个安静的小庭院。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站在门口迎候着他。
“欢迎你，汤姆森先生。我叫王莉芳，担任今天的翻译。请进。”
起居室尽头较暗的灯光下面，坐着一男一女。那个看去有点面熟的男人站起来，笑着向他迎过来。那姑娘对他说：“这是周总理。”
周恩来对另一年老的女士说：“孙夫人，我可以向你介绍美国来的汤姆森先生吗？”
宋庆龄从那椅子里伸出手，“你好，汤姆森先生，你来我家作客，我很高兴。”
“谢谢您，孙夫人。”马修这才知道这原来是孙中山夫人的私人住处。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把马修单独留下谈话。两人谈了美国选举的情况。
马修认为尼克松选上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天早上，马修被邓山理从被窝里叫醒，告诉他一个大新闻：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了。马修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尼克松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更大了。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了马修，听他谈了尼克松与其他两个党内的竞选对手里根和汉弗莱的优劣对比。马修认为他们两人都不如尼克松取胜的把握大。事实证明，马修的分析判断是对的，尼克松果然连连战胜对手，当上了美国总统。
美国新政权“第一项政策声明”
1968年11月5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汉费莱，竞选获胜，担任美国第37届总统，1969年1月上台。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职后12天，便向基辛格表示：“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之后，3月7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谈到美对华政策时说：“中国人口众多，有着极大的潜在力量和不断发展的核能力”，“我们继续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进行有益的对话方面取得进展，以缓和紧张关系，解决我们的分歧，并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将欢迎恢复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会谈。”罗杰斯的谈话，被称为尼克松政府“第一项政策声明”。看来，尼克松政府将把探索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它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历史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尼克松所以热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有诸多因素。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全球扩张和称霸的一贯战略已经维持不下去。从国内看，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到了70年代，美国经济已出现衰退的端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巨额的战争费用开支，大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使美国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大减弱，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美国在经济上的“喜马拉雅山”正在倾倒，这不能不使美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忧虑万分。从国际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到处碰壁，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由于它的遏制政策和霸权政策，使它的脚陷在了亚洲。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战争失败，使其国际地位明显削弱。在越南战争中，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在越南和印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军费开支浩大，士兵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因为反战浪潮席卷，使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迅速增长。美国在日本的情况也每况愈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强劲对手。西欧对美国越来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美苏之间的核竞赛愈演愈烈；中东国家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失去了控制能力，争霸全球战略的方针越来越不灵了。这种内外情况，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对它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尼克松在调整外交关系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是他重点之一。
在尼克松的战略考虑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必要性在于：首先，尼克松认识到，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继续把它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和遏制，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美国奉行的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甚至西欧国家也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愚蠢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仍然无视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一意孤行，继续孤立和不承认中国，到头来只有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尼克松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不得不认识到：美国是改变对中国敌视政策的时候了。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其次，美国需要在与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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