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鼓动人。这几年他对治学方法颇有心得，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妙语迭出，很受青年人的欢迎。这似给他并不年轻的身体打了强心针，重又活跃起来。
第二次讲治学时，他告诫青年人要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所谓勤，就是不偷懒，举他考证《水经注》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经验为例。谨，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孔子说的“执事敬”，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和，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人气。他说：“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缓，是不要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在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到找了更好的证据，再来审判这案子。他认为这点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最后他说，有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他说，做研究工作要得以好的成绩，需要有三个条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够随时地扩大材料；（三）能够扩充研究时所用的工具。他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说：因为所用方法比较严谨，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我们研究工作才能有点成绩。这点是他感到可以自慰的。
胡适早年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他一生对杜威的实证主义哲学推崇备至。他曾在台湾师范学院讲《杜威哲学》两次，又应社会各界之聘，作了多次演讲。有一次，在新闻界的欢迎会上谈他治学的经验，其中特别强调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他说，“我教书教了三十多年，都是拿极小的题目，各方面研究周到。否则便毫无用处”。“能够这样研究下去，一定有成。”并引佛语“功不唐捐”来加以说明，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此外，他在台东曾与中学生讲《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问题。关于修养，他说应该注意两点：（一）是工具的求得，不论就业或升学，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其次是基本的科学知识，在学校里读书，应该把它当作求知识、做学问、做人的工具。他说，拿工具的观念看功课，功课便是活的，这也可以说它是中学生治学的方法。（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说中学生是定型的阶段，与其注重治学的方法，倒不如提高良好的习惯的养成。有了良好习惯，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将来都会有成就的。至于择业，他主张应该根据个人的兴趣、性格、天才，看适于那一行、能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可赶时髦，求好的待遇。选择学业也如此，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情、天才来决定，不可勉强从事。
胡适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之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天资聪颖，兴趣广泛；兴之所致，均有所获。在大陆时，他已奠定了在哲学、文学领域的泰斗地位。离开大陆之后，他亦广泛涉猎于文学、哲学、考证、历史、教育之间，虽不深入，然见解独到，笔锋犀利，有专致于某一领域者不及处。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文人，喜名喜利，喜夸夸其谈，亦常有哗众取宠之举，故亦处处招人嘲讽与非议。然胡氏不怕人骂，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自得其乐。
胡适不是个成功的政治家，却不失为一个成就卓然的文人。他以一腔书生气、满腹经论翩然穿行于美台之间和学术与政治之间，为传统型学者不耻，为职业政治家们所嫉。他正应了现代文人徐卓呆的名言：“为人之道，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他一生功名成千书卷气，却终为书卷气所累。观中国历史，觉中国文人不仅与中国老百姓隔了一层，与中国之政治亦终格格不入。其实对读书人之重视，中国举世无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那书读好了就可去当官，治国平天下。然文人当官者终难以为久，不是被杀了头，就是“归去来兮”，文人们非不能为之，即不屑为之，总觉得读书人之本份在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所谓“文章千古事”，官场如烟云。胡适幼即熟读经史，自然得“学而优则仕”其意，却终脱不掉文人清高的架子，故当不了合格的政治家，只能为一文人。有言毕加索之成功在于将艺术与金钱结合之成功，套之，则胡适为文人的成功在于将学问与政治的结合的成功。
人生哲学胡适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并不宽裕。但其母教子极严，虽未学孟母三迁，仍留下贿师训子的佳话。胡适幼时即熟读经史子集，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留美多年，接触了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回国后挥舞新文学运动的大旗，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左冲右突中逐渐形成了他具有独特色彩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
在人们的印象中，胡适是一个极具中国传统型文人学者风范的大学者。
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流布深广。他一生专治的学问，为《水经注》研究、《中国哲学史纲》等，考证色彩很浓。但他毕竟不是传统的书斋型文人，他博览古今，学贯中西，兼涉政治，爱出风头，以至身后多年仍被众说纷坛。
观胡氏一生，仍是被深深烙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学说的烙印。以此观胡适，便不难理解他周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并几度沉浮的一生。他把介入政事作“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遇挫折则回到书斋，专心治学以独善其身。他的一生都在这种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中观望徘徊。他的被人骂为“老油条”也不外因乎此。
1959年1月7日晚，胡适应台湾大学华侨同学会邀请，作了题为“一个人生观”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胡适以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为起点，谈到知识的快乐，谈宗教问题。从这篇演说中，可集中看出胡适的人生哲学。胡适认为，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态度，每个人都有个人自己的人生观。他说，他在年龄上多活了几年，他要将他生活和经验中得到的一些体会，给年轻人作为确立自己人生观时的参考。
其主要内容可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平凡的，也是不令人骇怕的。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个人主义是洪水猛兽，可怕万分，事实上并不这样，真正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并无一点可怕成分。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就有一个很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那就是大政治家王安石。王安石一生克己刻苦，在衣食住行方面从不讲究，并且一生为国，谋福谋利，看起来似乎不是个人主义，但在其诗文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是“为己，为我”。王安石有一篇文章叫《杨墨》，“杨”是杨朱，“墨”是墨翟。杨朱主张为己，墨翟主张为人。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非常赞赏杨朱，他说：“杨朱为己，学者之本；墨翟为人，学者之末。”象王安石这样一个不为己的人，却看中了杨朱的“为己”，为什么？胡适说，王安石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在有余的时刻，就该为别人，而且不可不为别人。
胡适还举了易卜生为例。易卜生晚年曾经给一年轻朋友写信说：“最期望于你的只有一句话，希望你能做到真实的、纯粹的为我主义；你要有时觉得天下事只有自己最重要，别人的不足想；你要想有益于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胡适说，易卜生这段话，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够的知识、能力与情感之后，才能再去为别人。
修己以安人胡适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有一次问孔子说，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将自己慎重地培养、训练好。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人。”意思是自己培养、训练好了，再去为别人。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修养好了自己，再去为百姓，就是圣人如尧舜也很不容易做到。孔子这一席话，也是以个人主义为起点的。由此可见，从19世纪到现在，从现在到孔子时代，差不多都是以修身为本。因此个人主义并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年轻人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更是需要慎重地把自己这块材料培养训练教育成器。
知识的快乐胡适说，他现在已经68岁，转眼即将70岁。他的人生中，认为最值得与年轻人谈的，就是知识的快乐。一个人怎样才能使生活快乐？人生就是为追求幸福与快乐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曾提及三种东西，那就是：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但是人类要追求的快乐范围很广，例如财富、婚姻、事业、工作等等。但一个人的快乐是有粗有细的。胡适说，他在幼年的时候不用说，从他有知以来，他就认为，人生的快乐就是知识的快乐，做研究的快乐，找真理的快乐，求证据的快乐。从求知的欲望与方法中深深地体会到人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人生，去探求无限知识，实在是非常快乐的。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胡适从这样一则故事讲起。有人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子路不答。后来孔子知道了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老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胡适认为，从孔子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知识的乐趣。还有一则故事，古希腊有一位数学家阿基米德，一天他被国王请去计算金制成的王冠有没有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