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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某一次行政院会议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了米价上涨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够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平定米价。孔祥熙坐在那里攒紧眉头苦苦思索了半天，与会的部长们谁也没敢出声，静待他的指示。
忽然间，他伸出胖手在会议桌上拍了一下，笑着说：“我可想出了一个办法——准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为他想到了什么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摇头晃脑地接着说：“行政院可以马上下一道命令，鼓励大后方的人民改吃面包。这么一来，米价自然而然会跌下去。再说，重庆的面包总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议，将来的面包烘制技术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国朋友们的好评。还有，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外国人的身体比中国人好，就是因为他们吃面包，所以为了国民健康，我们也应该用面包来代替大米。。”
让他这么一说，所有的部长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岔儿。
也是在那个时期，重庆的各机关工作人员聚赌之风甚盛，财政部直属的关务署尤其厉害，职员们常常在办公室里就打起麻将来。
这个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决定以“部长”的身份，前往“训话”一番。关务署人员事先听到风声，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在该署的一次纪念周上，孔祥熙果然声色俱厉，把全体人员大骂了一顿，认为他们在办公厅里打麻将过于不成体统。
可是等到话快说完的时候，他却咧开大嘴笑着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当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哈，哈哈。。”
听到这时，台下的人们也全都纵声大笑。
现在，他在纽约负责和那些“援华派”的美国佬联系，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将，来判断那帮人的能力和品格？
五次成为新闻人物在美期间，孔祥熙有五次变成新闻人物。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间，美国国会为了调查麦克阿瑟事件，召魏德迈到场作证。当时魏德迈说，当国共战争发展到最（禁止）而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时候，他曾提给蒋介石一张名单，主张责令当朝权贵要捐献资产，以裕军费来源，可是蒋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蒋说名单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来的忠实干部，并不如外间所说的那么有钱。翌日美国报纸把魏德迈发言列为头条新闻，轰动全球。
在其后三年，孔氏在长堤所设的别墅，逃出了一个中国厨师，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并请美国予以政治庇护，此事也成为一个时候的花边新闻。从此可以发现，孔在多处设有公馆，穷奢极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来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负“国民外交”工作应有的安排，当时美国国会盛传有“台湾说客团”之说，与此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同年春，香港出现了一本《孔祥熙传》，同时盛传孔要组党，并准备同陈诚竞选副总统，谣言满天飞，似乎煞有介事。后来事实证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骗他的钱，故意布下这么一个圈套，孔本人绝无此意。他年高八十，饱经忧思，而台湾现状又是那样，试问还有什么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两篇文章：一篇为社论，标题《维护纪纲、伸张正义、豪门权贵如要回国做官，须先受审判》；另一篇为副刊文章，标题《孔祥熙欲投机乎》。由于两篇文章中出现了“白华”、“天堂遗臭”及“皇亲国戚”等词，使孔祥熙大为震怒，便让其子孔令佩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岛日报》毁谤，令其名誉受重大损失，要求赔偿不指定数目的损失费。此案开审时，双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师两人出庭致词，原告以毁谤罪起诉，被告律师以原告人不亲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为词。此社会人士且多以谁方会胜诉为打赌的。由于双方所聘大小律师都为知名之士，故一般人估计，双方讼费可能超过七八万元，如此巨大的开销，使该案成为香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大讼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高庭审讯后宣判，原告孔祥熙得胜，被告人须付赔偿费一万元并堂费。
到了1960年10月间，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揭底了。那时美国进行大选，台湾当局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肯尼迪的一个亲信华尔脱·品克斯特为此发表了一项长篇报道，说尼克松的竞选费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给周以衡和诺兰的。此事未见台湾当局声明否认。孔样熙晚年，并没有忽视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奥伯林参加奥伯林——山西纪念协会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学院里设立了奖学金。一位记者问关于他在美国有“5亿多美元”的巨额财产传说。他听后，眼圈都红了，这位老当铺掌柜摇了摇头，面带困惑的神情。他说，国民政府垮台之后，他损失了全部投资，现在靠微薄的存款过日子。这位年轻的记者，信以为真，同情地点点头，并作了记录。
蒋介石亲撰“事略”
1966年，孔祥熙86岁高龄时终于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岗位退下来，与宋霭龄一起搬进一所新居，宅址：长岛蝗谷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8月15日，他死在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加以评述，但却蹩脚地写了这么一段话：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位前下属说：“他是位很难共事的人。他喜欢空论和闲谈，不下达明确的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的葬礼在5号大街的马尔布尔学院教堂里举行。宋美龄携带一支5人锦衣卫队同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从台湾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如尼克松、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迈阿密海滨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口公司老板——CAMCO的老板就是这个波利。他是飞虎队的成员，现为驻巴西的大使。巴西是宋氏家族最喜欢的投资国家之一。
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的葬礼。在晚年岁月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大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代为宣读。
宋家王朝的策划者孔祥熙死后，宋霭龄又活了6年。但她从未回过大陆或台湾。在亚洲，人们不断地谣传，说来氏姐妹每年在香港团聚一次。知情者闻之只是摇头一笑而已。尽管自1949年以来，她一直身患疾病（患的是某种癌症），但是宋霭龄还是活到85岁，于1973年10月21日死在纽约。《纽约时报》只是在一个应付差事的讣告中简单地说了几句悼念她的话。
这个世界上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界颇有成就的妇女，她的财富仅次于她的弟弟宋子文。她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富的女人。她的钱财全靠她的狡黠积累起来；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是她从中摄合而成的；她是宋氏传奇的主要设计者，她是宋家王朝在权力上扶摇直上的真正策划者。宋庆龄曾说：“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不难想象她的阴险狠辣程度。
孔祥熙官邸秘书夏晋熊日后回忆说：宋霭龄是个很用心计的女人。待人接物故作矜持，和孔的部下总是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人称呼都有一定分寸：以官衔称呼的如徐次长（徐堪）、陈副总裁（陈行）；以英文名字称呼的如K·K（郭景琨）、亨利（凌宪扬）、P·T·（陈炳章）；连名带姓的如陈延祚、高晓楼等。
我刚去范庄，宋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喜欢欧化生活享受的“阔太太”。
她一年中有很多时间住在香港，每天要睡到午饭时才起床，晚上爱打桥牌，经常的搭子是徐堪、陈行、郭景琨等，一打就到深宵一二点钟，后来有次我在香港跟她直接接触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这个女子除了生活享受之外，很会玩弄政治。
1943年春，“战地钟声”的作者海明威夫妇与宋霭龄联系，要到中国来考察我国战时生活，收集写作材料。宋从香港打电报给孔祥熙派人去港接引，陪往前线庐包等地视察。孔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到香港之后，在等候海明威的过程中，常到浅水湾孔家看宋。一天，她对我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的记者麦克唐纳，要我代她联系。麦在当时香港新闻界中颇有声望，可是我跟他素昧平生。宋好像猜透我的心事似的对我说：“你可以利用海明威夫妇到中国的消息作引子，去把这事告诉麦，说海明威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接着就可问他愿否跟我见面谈谈。”我照着她的指示找到了麦，麦对我送去这一消息，果然非常欢迎。我跟着就说，孔夫人现在香港，如果你愿意见见，我可代为安排。麦表示非常高兴。
第二天，宋就在家里接见了麦。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见，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是就在我逗留香港期间，我看到了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载着麦宋会晤的消息，宋大事吹嘘她的丈夫孔祥熙主持中国战时财政工作的功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宋为什么要见麦克唐纳的道理。跟宋接触中，有一件事情使我难以忘怀。1942年，我亲戚过养墨的儿子，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从上海来重庆，他已故的母亲是宋霭龄的姨表姐妹，所以来找我引见宋。之后，他又要我找宋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