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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9月17日离开成都的，当他于11月30日再来成都时，更加黯然伤神，且不说那斗转星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己宣告成立，他的中华民国早已寿终正寝，也不说人民解放军已击溃了看守四川东大门的宋希濂部，重庆危若垒卵，就蒋介石等从重庆逃来成都时的情景足以使他揪心。蒋经国曾回忆道：当天（11月29日）下午4点钟，父亲突然命令驾车到重庆市区去看一看。那时，重庆市年素乱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概；各机关的人员，纷纷准备逃难，差不多都走空了。父亲的座车首先到了卫戍司令部，谁知偌大的司令部里面，只剩了几个卫兵，还有两个副官，其余的人已跑得净光。父亲就对那位副官说：“你见到杨司令的时候，就报告他，说我已经来过这里。”从卫戍司令部出来以后，父亲又命令把座车开到抗战时期的军事委员会，一路悲凄冷落的情况，难以形容。
在日后公布的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九日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败。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沿山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噪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关于蒋介石的“处变不惊”、“安详镇定”以及“革命责任心”问题，台湾学者李敖评论说，因为蒋介石有专机，“有了专机，自然方便异乎常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早早的来，晚晚的走，不虑走不成”，其实，蒋介石在离开重庆时还遇到了一些麻烦，蒋经国没有说，一个叫王蒲臣的大特工在悼念毛人凤的文章里透出了一点。他写道：同年（1949年，下同），8月，我奉命由台赴渝主持训练工作，领袖（指蒋介石）和先生（指毛人凤）都在那里策划部署工作，到了12月初（应是11月底），重庆已经非常吃紧了，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有任务的人可以陆续先行撤退，不然，将来会走不了的。”我说：“你什么时候走呢？”他说：“领袖在，我怎能走，你们不要等我，万一时局恶化，到了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个人只有跟随领袖。”情况一天天紧张，重庆的警察已经撤退了，每一条路的车辆，都挤得满满的，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那时，先生运用了特种技术，终于将领袖送到安全地带。
毛人凤用什么“特种技术”，王蒲臣没有明说，一般认为是使用了坦克或装甲车。不管用了什么，蒋介石逃离重庆肯定遇到了很大困难，以致在路上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加上重庆这个国民党陪都的失守，怎能不使他揪心、痛心？所以，11月30日，当他一到成都，就对张群、刘文辉等人说：“完了，重庆失守，那里己是一片废墟，我们离开那里时，国军正在破坏兵工厂，爆炸的声浪把我住房的玻璃都震碎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蓉，主要是布置川西会战。他多次召集顾祝同、胡宗南、王陵基等研究作战计划，虽有多种方案，但基本的想法是固守川西北和西昌，首先在成都附近打一个漂亮仗，迟滞解放军的进攻，再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东山再起。为达此目的，他决心稳定军心民心。
首先，他命令中央银行拿出500两黄金稳定成都的金融市场，使市民可以拿已变得一文不值的银元券来兑换一点黄金（据档案记载：最后全市共兑出黄金135两，其余不知装了谁的腰包，蒋介石也上当受骗了）。
其次，他点名把一些带兵打仗的军官的眷属拉去当人质，反而使部队更动荡不安。
第三，他命令阎锡山组织“反共救国团”，阎亲任团长，命令黄埔军校招考第24期寅埔生和17期军官训练班。
第四，他要再次检阅黄埔学生，给他们打气鼓劲，谁知这次检阅，又出了一个意外情况。
12月3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检阅台。首先是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升“国旗”。乐声响起，青天白日旗开始向杆头爬去，歌声依依呀呀地唱着，滑轮吱吱呀呀地响着，当那旗就要升到杆顶时，突然，升旗的绳子从中间断了，在杆头的滑轮哗啦啦一阵猛响之后，那旗和半截绳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一时谁也回不过神来，蒋介石也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楞楞地盯着地上的旗子。。迷信与“国旗”
蒋介石是很迷信的，或许这同他的一些巧遇有关。下面顺举一例。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一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桂系军阀三巨头之一）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侍卫总长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人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什，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筒中抽出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给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
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正是请问战事的胜败如何？”
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
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
住持僧竟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你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
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傅，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以目前所问，正是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
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您主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qi書網…奇书淮水与长江，相交如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
第四名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蒋介石听说，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200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影，从预备队伍中调了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
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求签和住持僧之说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土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
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12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奋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
白崇禧为了证实小庙之签，马上传讯卢香亭师守军，问“你是哪支部队？”
团长答：“南昌城内孙传芳部的卢香亭守师军”。
白崇禧问：“你们为什么从地下隧道爬出来？是什么目的？想干什么？”团长答：“上峰下令，为南昌省城的防守，准备大规模反击，令我们出击城外，切断贵军后路。”
蒋介石看了审讯记录后，沉吟不语。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特意命令军需长俞飞鹏，让他专程开车到牛行车站附近的小庙，送了一笔巨款，用以修缮庙宇。俞飞鹏当时未去小庙，不知路径，还亲自找宓熙，叫他派一名当时去过小庙的卫士，作为向导。
在成都期间，一些要员们有一种可笑的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的胜利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所包围，所以弄得满地红。他们建议，立刻把“国旗改过来，改成与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了共产党。如今“国旗”未改，却在检阅台上当着蒋介石的面落地，岂不大大不吉，莫非“中华民国”就此完结了吗？
终于有人想起还要进行分列式，没有这面旗子是不行的。于是升旗人员连忙放到旗杆，重新挂好绳子，把那旗子又升了起来。分列式结束后，蒋介石走下检阅台，同受阅学员一一握手，据说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竭力“保卫”成都晚上他又授意军校给学员们放映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