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心情阴郁地打量着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行政院长，久久没有吱声。两人相对无语，唯有那种失败后的痛苦心情尽在不言中。其实，蒋介石在5个多月以前就已料到，这个“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干不了几天。当时，蒋介石本意也并非要把“行政院长”这顶“大乌纱”送给翁文灏，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那时，也是在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为行政院长职务谁属而展开了白热化的公开争斗，简直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蒋介石曾为此大伤脑筋，大动肝火，他能轻易忘却吗？
无官一身轻了吗？不，他不轻松。相反，桌上的那张战犯名单，使本来心神不宁的翁文灏更加如坐针毡。他取出纸墨，打算写封家书，只写了几个字，就无心再写下去了。何处是归程？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留在大陆，还是另奔他方，翁文灏决定先到台湾去看看父亲、妻子再说。1949年1月末，正在翁文灏在台湾探亲之际，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和谈”准备也逐渐转入（禁止）。恰恰这时，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辞职了。此人是蒋介石在1948年12月24日正式任命的，是蒋介石准备退居幕后前的重要人事安排。蒋介石曾向吴忠信摊牌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任务完成后，去留由你决定。”形势的发展，使得吴忠信自己倒很快下了轿。李宗仁为了给“和谈”增添些“民主气氛”，打算请翁文灏继任代总统府秘书长。正巧，李宗仁指示行政院办理的“七大和平措施”，其中有释放政治犯一项，程恩远为此于2月4日飞抵台北，与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商谈释放幽居在新竹的张学良将军。程思远此行关于释放张学良问题虽然碰了钉子，却代表李宗仁向翁文灏转达了请他出任代总统府秘书长之意，并于2月9日偕翁文灏一起从台北飞抵南京。
孙越崎也受李宗仁代总理委托，来到翁文灏家中，征求他对担任代总统府秘书长的意见。孙越崎开门见山地说：“上次，我竭力劝你不做行政院长，这次我却来劝你作秘书长。因为，蒋介石主战，李宗仁主和，蒋介石是利用你当替罪羊。现在你去作主和的代总统府秘书长，表明了自己拥护主和政策，这是认错赎罪的一个表现。你自己转一个弯子吧。”
翁文灏默默无言。
于是，孙越崎回报李宗仁说：“如果你能亲自去一趟，他会同意的。”
李宗仁果然前往翁家面请。翁文灏又一次出山，担任了代总统府秘书长。蒋介石自1949年1月宣布“引退”后，住在奉化溪口。他表面上不管不问，暗地里却在布置排李反和，并且在作下一步的准备。他指使汤恩伯等人出面，下令把上海、南京等地工厂迁往台湾。对于迁不走的，就破坏掉。2月中旬，蒋介石给接任吴忠信的代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发电报，邀请翁到溪口面谈。翁文灏征碍李宗仁的同意后，应邀前往。他原意是想见到蒋介石，劝蒋真正退休，完全放弃政务，“庶可停止内战，告罪国人”。凭着蒋介石和他多年的交往，他暗抱一线希望，也许蒋介石能够听取他的意见。几天后，翁文灏怀着彻底失望的心情，带着大儿子翁心源回上海了。在溪口，他看到蒋介石并非真正引退，而是实际上牢牢控制反gemin实力，加紧反gemin部署。他知道无法打动蒋介石，但决心再也不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但他在方便中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时孙越崎已有投向人民之意，故意托辞不执行把南京五厂拆迁台湾的命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说他受了地下共产党的包围，翁文灏为孙越崎做了解释。
2月27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人率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北平返回南京。于右任、翁文灏等和各办代表到机场欢迎。以后，南京政府对于如何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召集了四次会议加以研讨，翁文灏以代总统府秘书长身份参加。
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前往北平正式谈判。翁文灏站在送行的行列中。他真诚地期望和谈成功。他希望能为和谈尽一份力量，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翁文灏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1949年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限到了。李宗仁忽然反悔，拒不签字。翁文灏看到了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无可救药。
在南京城下的隆隆的炮声中，翁文灏悄然地到了上海。四五天后，他即动身飞往台湾。本来，他准备带着在中国石油公司任工程室主任的大儿子翁心源同行。行前两天，孙越崎劝道：“心源尚年轻，你何必害他呢？我看心源不要走了嘛。”翁心源听了孙越崎的话，也对父亲表示，自己不愿意到台湾去，并且说：“请父亲到台湾后，就让我的妻子和儿女回来。”翁文灏点头同意了。不久，翁心源的妻子、女儿回到了上海。
5月21日，翁文灏从台湾来到香港。这天，正好是钱昌照在党的安排下离港北上解放区的日子，也是孙越崎从广州逃到香港的第三天。但是，翁文灏到香港时，钱昌照乘坐的轮船已开，两位老朋友未能见面。
孙越崎见到翁文灏，问他来这里干什么？翁说：“我要去广州向李宗仁辞去秘书长之职。”
第二天，翁文灏即去广州。两三天后，他又回到香港。从此，他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宁当战犯，不当白华”
“翁先生，吴兆洪和资委会的人都在大陆，钱昌照已经回去了，我不信也即回去，你的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大陆，你和老父、老妻接到香港来，慢慢和共产党联系，得到许可，也回国内，阖家团聚，老朋友也可常见面。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请你好好考虑。”孙越崎语重心长地对翁文灏进行劝说。
“我何尝不想回去。可是，我的罪恶太大，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翁文灏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问题，非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否则不能解决。但这就太难了。”
孙越崎点点头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只要你有回国的决心，我认为有邵力子在北平，可以请他帮忙，也不一定没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是你要做两件事：一、必须从思想上，对台湾的关系一刀两断。蒋介石是利用你，发戡乱令，发金圆券，是害你，你应该恨他。二、快把老父、老姜接出来，到香港住，可以自由行动。时间晚了，想接怕也接不出来，万一将来不能回大陆，住香港也比住台湾好。”
在香港的周太玄、杨东莼也来到翁文灏隐居的铜锣湾石油公司宿舍，做他的工作。留在大陆的原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得到中共上海华东统战部的同意，派戴世英来香港动员翁文灏回国。
翁文灏深深地为这些老朋友、老同事的热诚相助所感动。7月间，他回到台湾，悄悄地把老父、老妻接到了香港。
在翁文灏来往于台湾与香港时，孙越崎写信给和平谈判破裂后留在北平的邵力子，说明翁文灏也有想回大陆的意思，请邵力子多加帮忙。邵力子当即给孙越崎回信，表示愿意大力帮助。
翁文灏回大陆决心已定，马上写信要在上海的儿子翁心源来香港接祖父和母亲回上海。9月间，翁心源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11月，孙越崎离开香港回到北京，带了翁文灏的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交给了邵力子。只等中共方面有所表示，翁文灏就打算回到大陆。当孙越崎因糖尿病住院治疗时，钱昌照来看望孙越崎，对孙谈起：“我从报上看到，翁文灏从香港飞往巴黎了。”不到一个月，变化如此之大，孙越崎十分奇怪。过了几天，翁心源从香港来到北京，孙越崎才弄清真相。
原来，孙越崎离开香港不久，陈诚派人到香港正式“请”翁文灏去台湾，并对翁文灏说：“投共必有危险，世界大战必将再起，你要认清局势，不去台湾也要移往美国。”
翁文灏坚决不去台湾。但是，他想到杨杰将军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事，感到真有些不寒而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临时决定飞往巴黎。这只是一种避难之策。回国之心未变。他不去美国而去法国，原因也正在在此。
邵力子、孙越崎与翁心源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把翁文灏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表示同意翁文灏回到大陆，但须稍等些时候，以便向民主人士方面做些说服工作。关于战犯问题，周恩来解释说：这是新华社的消息，不是党和政府的正式宣布，翁文灏对此可以放心。
1950年初，翁心源从上海调到北京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周恩来指定一位秘书与他联系。翁心源与孙越崎同住在一个大院内，他们经常与翁文灏通信，向他介绍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此时，翁文灏正在远离祖国的异域漂泊。1950年1月末，他从法国来到了英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曾被接纳为伦敦地质学会外国名誉会员。
这次，他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住了20天，在伯明翰，他又接到了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的邀请电。李约瑟在抗战时期，曾旅居重庆，与翁文灏时相会晤。这次翁文灏应邀来到剑桥，访晤李约瑟，两个老朋友重逢，感慨万千。翁文灏看到这位致力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籍，案头放着《计然新书》、《齐物要论》，正在写作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觉触动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他又似乎想起了在1925年说过“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问题，不快快的自己研究，以贡献于世界，却要劳他们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的那番话，觉得自己不止是十二分的惭愧，简直是一百二十分的惭愧。
3月下旬，翁文灏回到巴黎。他一面历访法国地质界的老朋友，一面于闲暇时到巴黎大学地质学系及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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