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双方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再作）考虑。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与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
显然，陈在前往洛阳面蒋说明情况之后，并没有能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尽管张冲当晚10时又去找潘，对他说：上次所提红军保留3000，说的是目前保留红军番号3000人，其余的红军部队均由南京方面编遣。但张冲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蒋要如此安排。他只是说：“坚持10日所谈原则，实在是蒋先生的意思，陈先生个人也是左右为难。但他相信，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蒋先生也是坚持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的。据此，潘汉年当晚通过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电台电告中共中央：据陈先生转达蒋先生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
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中共中央在11月下旬接到潘汉年的这一电报，随即接连两电潘汉年，拒绝派周恩来前往谈判，并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子危亡地位，在当前则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
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
中共中央决定，先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酝酿一处，发动一处，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在蒋尚有“围剿”红军之可能时，彼方必然步步进逼，要价日增，“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
12月初，陈立夫与潘汉年再度谈判。陈立夫终于表示了一些让步，同意红军大部不由军方编遣，但只同意保留30000人，并坚持其它各点，对此中共中央再度表示拒绝，并决心不惜以战争求和平。
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决心推行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计划，终于迫使早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等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计划的大规模“剿共”计划和把红军赶往外蒙边界的设想，一时间再无实行的可能。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更使蒋迅速以强大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方针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在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直接的商谈，会谈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改编的意向和大致时间，以及南京方面通过张学良解决红军今后一时期的给养问题，从而正式承认了和平改编的原则。潘汉年与陈立夫几次谈判不能解决的停战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自然，蒋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周恩来，双方就最终确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达成了共识，审时度势，蒋介石当着周恩来的面，同意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条件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于是，自1935年底至1936年初开始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在经历了众多的周折几近夭折之际，竟于一夜之间达成了正式妥协。南京方面终于放弃了以武力摧毁或驱赶共产党到外蒙边境去的计划，坐到谈判桌前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了。
西子湖畔秘密会谈1937年的3月下旬，周恩来由陕北秘密抵达上海，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潘汉年会合，再由沪乘车来到杭州。这两位被誉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的中共代表急赴西子湖畔，当然不是为游山玩水，而是要与蒋介石进行一场关系到国共合作、民族危亡的秘密会谈。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曾以中共的全权代表身份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斡旋于矛盾各方，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在西安，蒋介石对周恩来许诺：“我再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故毛泽东度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协商。”
然而，西安会谈历时月余，终因国民党内顽固派的阻梗而成果甚微。所以，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于是，经潘汉年和张冲多次磋商，终于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这次国共最高级别的首次会谈。
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便选择在“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岭上进行。周恩来抵抗的次日，在烟霞洞旁的烟霞寺里，“校长”蒋介石与昔日的黄埔同事周恩来握手寒暄，对阵而坐，他们身旁各有一个干练的助手：“中统”干才张冲和“江南才子”潘汉年。
在“西安事变”之前，潘汉年与张冲已经有过秘密接触。那是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他见报后务必在5月5日去新亚酒店廿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的代名，而启事则是国民党“中统”干将张冲奉命刊登的。几年前，张冲为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也曾在《申报》炮制过臭名昭著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被中共及时识破，“伍豪之剑”立刻出鞘，刺穿了张冲一伙的卑劣阴谋。不过张冲此次所为却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一番曲折，潘汉年终于与代表中共及周恩来和张冲联系上了，开始了秘密交往。“西安事变”时，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羁押，而潘汉年则在南京活动于宋美龄、宋子文之间。这次他们又分别作为国共双方高级人物的助手坐到了谈判桌前。
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单刀直入地表示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但强调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容忍投降收编之诬蔑，并提出了中共的6点要求。蒋介石也开门见山，显得很爽快，他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表示无论如何也决不再打红军。但紧接着他又提出：“中共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我希望你们只是同我个人合作，永远合作。。”
对此，机敏的周恩来已洞悉蒋的内心，看穿了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
中共承认蒋介石是抗日领袖，但并不意味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在根据地、政权、军队等问题上中共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据此，周恩来和潘汉年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谈判陷入艰难之局。
此后的一周，双方易地再谈，几经交锋。周恩来和潘汉年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谈判天赋，显得有理、有利、有节，而蒋介石和张冲理亏词穷而谈不过对方，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月底回延安后起草这个纲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至此，国共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取得了一定的谅解。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
西湖会谈期间，张冲始终参与其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后5年，他与周恩来相处甚洽，为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称誉。蒋介石盟弟赴延安1938年秋的一天，一支由5辆满装慰问品的卡车组成的特别运动队到延安王家坪村后停了下来，早已等候在村口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等高级将领，迎向前去，向慰问队队长、新任国民政府卫生勤务部长金诵盘握手问候。
欢迎队伍中，有不少黄埔学生，他们见老师来了，纷纷争着和金诵盘握手言笑。
朱总司令半开玩笑地提醒大家：“黄埔的校风都到哪里去了？恩来是怎么对你们说的，全忘记了？”
军官们顿时散开了，肩并肩排成了一排，依次出列，向金诵盘致礼报告。“学生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学生林彪，115师师长！”
“学生陈赓，386旅旅长！”
“学生许光达，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金诵盘面对着这些充溢着英雄气概的黄埔毕业生，激动得无法自制，眼圈都红了。这时，周恩来安排完了接待慰问团的事项后，也赶了来，与金诵盘紧紧拥抱在一起，所有的感慨，皆在不言之中了。
金诵盘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创办黄埔军校时的重要助手，因对官场的厌怠，脱离政界多年，潜心从医。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碍于盟兄蒋介石的情面，重新出任国民政府的卫生勤务部长，决心为抗日竭诚尽力。当金诵盘偕家人离开上海，抵达陪都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设宴为他接风。
饭后，蒋介石便开腔道：“诵盘，我们是兄弟，所以，别人办不好的事情，唯有请你出马。”
金诵盘笑笑说：“反正介兄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的饭可不好吃呵！”
蒋介石瞅他一眼，也随之笑了起来：“我想让你出趟公差去延安，慰问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