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青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弄清戴笠死因在郑、唐、毛大斗法期间，毛人凤的得意之作之一，就是找到了谋害戴笠的凶手。戴笠入土后，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忱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奸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年12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人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汉奸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作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制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剪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4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143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据说，蒋在4月29日听到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可见其受刺激之深。恰在斯时，王蒲臣在北平将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竞选的情报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又将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的小集团与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的罪行，一起报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闻报当然十分震怒，但蒋是慎重的，他认为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本不好公开宣布，如果反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个“国大代表”处决，难免致人攻击的口实，于是，只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领旨，当即于6月30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秘密逮捕，并彻底查抄马汉三等人的住宅，搜出黄金、珍珠及其它珍贵物品不计其数，其估值的市价竟达7000亿元，仅4个金佛就重达数十公斤。当毛人凤从王蒲臣口中得知马汉三追诛川岛芳子的背景时，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马的问题似乎不仅在支持桂系，而是另有重大图谋，决定对马汉三的问题进行彻查。毛人凤干7月6日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3人用专机秘密解回南京，立派保密局著名的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从弄清古剑的价值、出处和来龙去脉着手，一路追寻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鉴于此案实在重大，李希成将整个办案过程及内容严加保密，然后亲自向毛人凤及蒋介石面报详情。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但考虑到戴笠死因已由国民党当局确认并向国内外公布，现在又披露马汉三等人暗杀戴笠的罪行，不但对蒋本人、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信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损害，而且在社会上极易引起混乱，并将给政敌提供攻击的口实等等。由此，蒋决定对马汉三等人谋杀戴笠案严加保密。对马汉三、刘玉珠只以贪污汉奸财产罪指示枪决。乔家才因没有直接参加谋杀戴笠的活动，而由蒋免除死罪。1948年9月27日，戴死后两年半时间，马汉三、刘玉珠在保密局南京宁海路看守所内被秘密处死。行刑时，李希成问马汉三还有什么话说，马汉三早知不免一死，因而态度沉着，只希望“团体”能照顾他的家属，让她们活下去，别无它求。马汉三认为他本该两三年前就死于戴笠之手，结果反在于掉戴笠后，侥幸活到今天，实已心满意足，故死而无怨。由此，这一历史巨案被蒋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遮掩过去，并用重重铁幕将其禁锢尘封起来。又因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先后死亡，其具体细节也许成了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永不被世人所知晓。调整组织疯狂反共保密局成立不久，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后官邸办公室，对局处长级的大特务进行一次训话，他强调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好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希望特务们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为了完成蒋介石这一指示，毛人凤对保密局的人事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他从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和一些中级干部中提升一批人，来替代过去那些不大听话的各省站站长。后来他发现这些新手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而各公开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新提的站长不买帐，站的工作推不动。毛人凤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又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在毛的亲自主持下，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的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项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是满意。1948年5月，省站站长，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
蒋介石这次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参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的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提出省站站长可以加委为国防部专员，用这一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保密。他还要求各省站领导人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搞好特务工作。他还以颇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们说：“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做出卓越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番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什么如不努力战胜敌人，必死无葬身之地。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直认为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他最得意的是更加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