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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孙殿英认为，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一个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孙殿英一生奉行的三句名言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他认为，南京之行就是利用戴笠是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达到耍人耍得好、撒钱撤得呱呱叫的目的。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亦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掩护，率领一个特派小组，配属一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宜，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gemin和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
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
1939年1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行动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诰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属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此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蒋介石。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博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
当马汉三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室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迫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并未追问。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阻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迫缴。20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待。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禁止）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由此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风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
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6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二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2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