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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4月23日，周恩来在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4月22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疑惧。
罗慕洛在1956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
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束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8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恩来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8点一直争到下午6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据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点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点了。周恩来略略休息了一会，11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点，周恩来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10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有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7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社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8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