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
毛森偕毛人凤去见汤恩伯，汤即面告毛人凤关于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编者按：即陈仪促汤起义亲笔信件，内容是促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建工事，保护一切公家财物，改编部队，迎接解放等条文），转递蒋介石。汤的唯一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口头表示对蒋决尽忠到底，不屈从李宗仁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云云。
汤派专机送毛人风去奉化后，毛很快就回到上海。毛说，蒋介石听了报告后，嘱善待陈仪，好好看护他，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理。汤再问起，蒋有无答允保全陈的生命。毛说：“当然没有问题。”从此，汤也放心了。
陈仪的一生是有抱负的，他廉洁、勤俭、不谋私利，凡是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追求，他又十分地痴心和执着。然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不仅他的抱负不能实现，而且，一生辛劳，四处碰壁。他在晚年写下了两首七言绝句：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治生敢曰太无方，病在偏怜晚节香。
廿载服官无息日，一朝罢去便饥荒。
这两首诗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汤恩伯出卖了他，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指1949年4月下旬），陈仪被送去台湾，幽禁基隆要塞司令部。此后，蒋介石曾表示，如果陈仪认错，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恢复他的自由。可是，陈仪却表示：“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
国民党官员去台后，汤恩伯很是怀念陈仪，其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请安，大家以为就这样了。陈可享天年了。不料1950年6月间，因时局关系，蒋介石突然下令要审判陈仪，汤恩伯知情不妙，往求见蒋，传话者转示，蒋已去台中。汤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摇头无能为力，拜请当年在沪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及上海市长陈良等人转救缓颊。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谷等认为蒋要用陈仪的头颅镇压人心；陈良认为陈牺牲定了。汤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特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
辞出后，毛森在送毛人凤回家路上，埋怨他：“你做事没有肩胛、不负责任，当时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要‘保全陈仪一命’，蒋既曾允诺，你应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被责怪之后，却耸耸肩说：“你忘了吗？陈仪是杀军统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
张超，福建人，原为军统局福建负责人，抗战开始，组织游击队，只表孝忠于蒋介石和戴笠，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对其尤为深恶，怂恿陈仪除张。陈求治心切，费尽心力，平定了有小四川之称的福建各股民军，自不容张超再组织地方武力。陈自命公正廉明，不畏权贵，以迅雷手段秘密电蒋，请准将张超就地正法，才伏下本身日后杀身之祸。
毛森认为，依毛人凤当时的语气看来，他在受托飞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时，可能当做大功一件，而并未向蒋提出汤所要求“保全陈仪生命”的条件，致陈死后，使汤恩伯蒙受“卖师求荣”的骂名。
陈仪死后，蒋始召汤恩伯。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得立牌位祭奠。从此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汤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后在日本草率动手术，死于庸医之手。
第二节吴国桢黯然挂冠当年“打虎”种下祸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给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机会，但却使他意外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台湾海峡有了美国第7舰队把守，美国又承认了蒋介石，恢复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昔日“囊中羞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台湾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砝码又加重了分量。一些欲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也不断交了。
1953年元月，二次大战时曾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取代了蔑视蒋介石的杜鲁门。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咨文中说明：“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于是，蒋介石又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不过这只是蒋介石愚弄台湾人民的“政治神话”、“诺言公债”。蒋介石的工作重点，仍是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肃清不忠于蒋介石的官员。于是，发生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1903年10月21日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吴经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供职过清廷军务部。1913年，吴国桢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放洋美国，首先在艾荷华州格林奈尔学院肄业，1926年以《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论文，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在人才辈出的二三十年代，可说是佼佼者。
西方教育的熏陶，对吴的个性、脾气、为人处世和人生观颇具塑造作用。这也是导致他和蒋经国冲突的主因之一。
打从吴国桢在1927年进入官场，出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兼交际科长起，他的才华即显露无遗。及至1932年，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免去吴的财政厅长职位，转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吴国桢从此即成为蒋的爱将。日后虽与蒋介石闹翻，但吴氏在晚年仍承认蒋对他有“知遇之恩”。吴国桢对蒋的感怀是有其原因的，在政坛上吴始终一帆风顺：历任国民党政府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
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事件的根源是吴与蒋经国的不和，而吴蒋矛盾并非源于台湾，而是始自上海。
1948年夏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民党政权不但在军事上受到严重打击，在经济上也已生命垂危。当时国统区的纸币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了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了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了贮藏手段的机能”。城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同年7月19日，25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纸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390万倍。7月下旬，蒋介石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准备实行币改，以挽救危机。8月18日，蒋介石返回南京。
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10月20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9月30日前（其后又将限期延至10月31日）兑换金圆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
（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8月20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文章说：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介石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蒋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而蒋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以“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他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分旧人马，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室办公，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然而上海的财阀和“教父”，以及国民党的官僚集团，都不愿意和太子合作，要是蒋经国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曾与蒋经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吴除不大同意蒋太子的作法以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他颇为不悦。
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吴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蒋经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行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30年代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吴却亲自赴京，向蒋介石力谏，剖陈利弊。
蒋经国上任不到三个星期，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经国对抗。
紧接着又出现一个“扬子案”，把蒋经国到上海的一个多月声威，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蒋经国的政治口号“打老虎”，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扬子案”的主角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由于他的“扬子公司”在上海经济管制时，犯了最大违禁事件，蒋经国下令将其逮捕。据当时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回忆，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宋美龄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离席。翌晨（10月1日），宋美龄即自南京乘专机到上海，将孔令侃“带走”。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蒋经国成熟、高明。“扬子案”后，蒋经国落荒而走。但蒋经国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是吴扯了自己后腿，才有那样的结局。
水火难容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