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虚弱的民族或政权无力承受失败，尽管失败是它必然的宿命。
光绪十年（1884）、十一年（1885）爆发的“中法战争”，意外地披露出另一种精神现象：即不相信胜局，进而拒绝胜利，胜利者竟至以失败者的姿态签订了屈辱的丧权条约。
怪事无奇不有，但这种怪法、奇法让人匪夷所思。“败”惯了，久“败”成自然，这让中国人“胜”不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就注录了失败的一页，四十年屡战屡败，以致战场之外，中国人完全消融了求胜的灵魂。
“中法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可能连这次中外较量造成的东南亚政治格局，也久已在重新洗牌中阵势大变，但是“历史教训”的老账，一直未曾被认真理清。这就潜伏着一种重犯历史错误的可能。
试问，还有比“不败求败”更愚蠢的吗？
还有比“可胜不胜”更孱弱的吗？
本篇意旨，并不固恋于镇南关、谅山的胜利。作者的关注点，似乎仍然脱离不了一个民族、一代生民所潜具的自强自救、求胜致胜的人性元素是否还存在着。
一、张佩纶与“不抵抗主义”
“中法战争”中的“马尾之战”乃中方大败局。众口一词，咸曰张佩纶为战败责任人，故张氏已负百年之谴。
也有为张佩纶辩护者，如王辏г恕⒘昼１病Ｋ侨衔诼砦仓壑校排迓凇凹胁蛔撸笪耙臁保翟谑歉瞿训玫娜瞬拧Ｕ桨芏嶂摆厥晌皆┩鳌＂儆捎谡秸じ阂着校秸笔氯斯雅校约幢阍谥蟹咨暾秸⒅腥占孜缯秸战崾氖焙颍宄看蠓蛞丫尽罢媸欠恰蹦衙髁恕�
其实，就“大是非”而论，张佩纶在马尾之战中的错误或罪责还是易于说清的。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又字绳庵、绳叔、绳斋，号蒉斋，直隶丰润人，故清人笔记中多称其为“张丰润”。他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曾做过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国之乱中卒于职。佩纶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以大考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其时，外侮亟累，国步维艰，佩纶屡上疏，言经国大政。如请敕新疆、东三省、台湾严于戒备，以杜日、俄之窥伺，如请建南北海防、设水师四镇以防法人图我等，皆不乏忧国之忧、洞事之明。而对于庸官俗吏，佩纶亦敢指斥纠弹，不避权要。故在以李鸿藻为精神领袖的“清流”一派中，张佩纶可谓佼佼者。或许因为他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合舆情，所以与陈宝琛、宝廷、邓承修，也有说与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等的，被时人誉为“翰林四谏”。②
光绪八年（1882），张佩纶被擢为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晋侍讲学士。光绪九年（1883），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十年（1884），中法间战争将起，“清流”诸君子为慈禧太后重用，分遣于抗敌前线，陈宝琛以侍讲学士为南洋会办，吴大澂以通政使为北洋会办，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这“会办”，即军事钦差大臣。
文人统军，谈何容易？老佛爷的“信任”，大有“试活”之意。空言易托，实事难为，尔等既然严以论政，苛以责人，娭家这次倒要看看尔等的本领！张佩纶等人得了美差，放炮出京，并未预料到极度的风光之后，往往会有极度的失落。三位“会办”，惟吴大澂无恙。陈宝琛因荐人不当，后降五级使用；张佩纶则因马尾战败而褫职充军。事后，谑者撰联曰：“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洋会办，请先看侯官降级，丰润充军。”③盖上联嘲张之洞，下联嘲陈宝琛、张佩纶。惟陈氏非“侯官”人，乃“闽县”人也。此为闲话，无庸细述。
张佩纶等人在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领“会办”之职。在京准备四十多天后，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三人即联袂出京，行至天津，拜会李鸿章。应李氏邀，视察北洋海军的海上打靶。闰五月初一（6月23日），李氏率舰队护送三“会办”至海防要塞旅顺口，巡察炮台与船坞。翌日，乘舰转赴烟台，检阅北洋六“镇”舰艇；又于威海观看鱼雷施放。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张佩纶与张之洞登上福建方面前来迎接的“扬威”号军舰，出威海南下上海。送别了张之洞，张佩纶于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抵达福建闽江口，并于当日，逆闽江八十公里水路直至马尾港。次日，进福州省城拜会福州将军穆图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共商闽省防务。畏于“会办”的钦差使命，福建的这几位军政大员均异口同声推张佩纶主持闽省防务大局。
这不是圈套，胜似圈套。张佩纶年轻气盛，不知深浅，竟欣然当起了龙头老大。合议分工，穆图善驻闽江口，何、张二督巡驻省城，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驻马尾港及船厂。如果从“分工”这一天（闰五月十二日、即7月4日）算起，至七月初三（8月23日）船厂被毁、舰队被灭为止，张佩纶坚守海防第一线的时间一共51天。在这51天里，张佩纶都干了些什么呢？
尽管妙笔生花，巧于言辩，张佩纶在他马尾战败自我表白的“奏报”中仍然列举不出具体有效的战略谋划与战术安排。
当然，朝廷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帝、后到军机大臣们，都还在迷信中法和谈，迷信美国调停，而且有正式军令诫勿生衅：“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④ 但这种命令的前提是对方“按兵不动”，敌人既已强兵压境，“动”到了闽江内港，“动”到了中方的海军禁地，若再坐以待毙，那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
战争爆发前，张佩纶满肚子委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致使他生出了“吾不忧敌而忧政”的慨叹。⑤ 但他忘了，这伙敌人，是他放入闽江口的，困局也是他设的。敌在咫尺，不思钳制，总想让千里万里之外的朝廷下发一条锦囊妙计，岂不大蠢大愚！作为前敌总指挥，张佩纶应该有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大目标，及化解边疆危机的能力，否则卷铺盖回家可也！遗憾的是张佩纶忘了他是“会办”，他是“钦差大臣”，他是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朝廷行使具体军权的人，哪儿还有理由临事不决，诿过他人？
马江战败后，张氏饰词不奏。朝臣闻之皆大愤。编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为上奏曰：
读八月初一日谕旨，方审该大臣前后奏报，种种虚捏，功罪颠倒，乖谬支离。与臣等所接闽信，判若歧异。不得不披沥上陈。初一日，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带张成，张成达之何如璋，秘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众知必战，入请亟备。张佩纶斥之出，军火靳不发。嗣洋教习法人迈尔，告学生魏瀚，明日开战。魏瀚畏张佩纶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见法船升火，起椗，始驰告。而法已照会，未刻开战。张佩纶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缓，以诘朝为请。比登敌舟，而炮声已发，战船犹未启椗装药。敌发巨炮七，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殊死战，船相继碎，余船入火自焚。是役也，毁轮船九，龙槽船十余，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二艘均逃回，自凿沉。林浦陆勇尽溃，而法船仅沉鱼雷一艘……张佩纶出都，即闻其意颇怏怏。到闽后，一味骄倨，督抚畏其气焰，事之维谨。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竟未筹及防务。至法船驶入马尾，仓卒乃以入告。张得胜缉得引港奸民，请办，张佩纶竟置之不理，众益骇然。而张佩纶尚侈然自大，漫不经心。水陆各军纷纭号召。迨各将请战，又以奉旨禁勿先发为词。臣不知各口各击之谕，何日电发，不应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闽。即使未到，而谕旨禁其先发，并非轮船起椗，管驾请军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众有以知张佩纶之心矣。身为将帅，足未登于轮船，聚十一艘于马江，环以自卫。各轮船管驾，叠陈连舰之非，张佩纶又斥之。事急而乞缓师于敌，如国体何……⑥
上述奏文，言之确确，将整个“会办”过程中张佩纶的所作所为一一揭露。我们只能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戴在这位御史大夫、翰林大人头上。
书生谈兵，麻木不通，张佩纶创造了一个人败一场战役、一个舰队、死两千将士、误一个王朝、丢一个附属国的连锁业绩。这是个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错误。我们说“不抵抗”，是就战争双方的对抗状态而言的。张佩纶则将“不抵抗”发展到不备战、不应战、不撤退，或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防御手段一味挨打的“自杀”程度。说“自杀”，当然不准确。因为中国将士还是被法国人击杀的，但前提是张佩纶作为前敌统帅置自己的将士于“死地”，这与“自杀”何异？
就大环节说，上述批评基本未曾冤枉张佩纶，如果注意了一些“细节”的扫描，我们又会对这位张少帅给以有限度的理解或同情。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风光了好几日，但抵达马尾时，中法之间的外交形势大变，战氛突起，张佩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欲战不准、欲和无望、欲退无路、欲胜无策的两难之境。
不妨看一下历史事变的时刻表。
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张佩纶等人领受海疆“会办”之职。
前一日，即四月十三日（5月7日），法国谈判代表福禄诺（海军中校，法国“中国”海域分舰队旗舰“窝尔达”号舰长）抵达天津，开始与中国谈判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中法双方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又称《天津条约》）。条约五款，主要内容为中国军队退出越南，退回边界一方，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疆，且不向中国索偿兵费。而此时，张佩纶等人尚滞留京师，或许是“和平”的气氛让朝廷与这班大臣悠哉游哉。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张佩纶等人抵达旅顺口。同一日，越南观音桥事件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