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大批人马前去抓人时，早已人去屋空，只拣回几片无用的文件。上司知道后，连声大骂其无能，不多久，这位侦缉队长终于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秘密处决。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李克农乘机对大家说：“同志们，谁说保卫、情报工作不是战斗？这，也是对垒，也是厮杀，但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搞保卫、情报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杀机，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战士们读书少、文化低，李克农他们就自编教材，并向大家传授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怎样警戒布哨？怎样追踪？怎样摆脱钉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样进行审讯？怎样记录、调查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预测天气？怎样分析地形？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诸如此类。李克农妙趣横生的讲解，说得大家频频点头称是。正是有了李克农等人的辛勤工作，才培养和造就了中共历史上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情报保卫工作队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人生新的起点
苏区的山路崎岖难行，苏区的阳光却格外灿烂。环境虽异常艰苦，但李克农埋藏已久的文艺天赋却有了用武之地，他常常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好戏连台。
红军学校俱乐部设有一个文艺俱乐部，赵品三任主任，他和李伯钊、危拱之等文艺活动家，拉上在红军学校工作的伍修权等人，发起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经常为军民举办文艺晚会。
李克农眼睛不好，人们都戏称他是“只眼先生”。虽已过而立之年，并且身体微胖，可他对这类文艺活动却乐此不疲，像小伙子一样兴味盎然。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李克农与李伯钊同台表演两人自编的话剧《农奴》。李伯钊很会演戏，建国后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她一起登台表演，李克农毫不逊色。他表演生动自然，把苦大仇深的农奴哥哥表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满场喝彩。李克农还主演过《秘书长万岁》这部戏，对当时猖狂进攻红军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嘲弄，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高层政局也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李克农的安徽老乡、在顾顺章叛变后曾被李搭救过的王明挑起来的。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仅两年的27岁青年人———王明，倚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公开发难，一举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其极“左”的一套。顾顺章事件后不久，他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通过他的亲信———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遥控中共政局。
一时间，“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横行无忌，红色苏区大祸临头！由于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央红军终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从瑞金出发，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总共86000人，开始了英勇悲壮的万里长征。
李克农奉命担任了中共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负责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在长征中的安全。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红军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忽然宣布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图谋危害中央。李克农面临抉择。
他没有犹豫，断然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命令。他协助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李克农和林伯渠、杨尚昆、肖向荣等一起参加了叶剑英秘密主持召开的军委纵队干部会议，支持叶剑英提出的以“外出打粮”为名、跟随中央北上的方针。
1935年10月，李克农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调至先遣工作团工作。该团任务完成后，他又负责组织突击队驻道左铺，担任向洛川方面进行侦察游击的任务。
红军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这里将是李克农人生新的起点。黄土高原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黄，信天游委婉动听的旋律萦绕在耳边，李克农站在高坡之上，俯看苍茫大地。
这是一幅多美的景色，他，将在这张大纸上，尽情挥洒他的人生！“红色特工”三人小组中的其他二人———胡底，于长征途中在松岗地区被张国焘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秘密杀害，时年仅30岁；钱壮飞，1935年3月21日红军长征渡过乌江后掉队失踪，下落不明。1985年，中共贵州息烽县委正式确认：钱壮飞已于1935年4月2日在当地遭地主武装袭击后殉难。他的遗孤后被中共党组织设法送到延安，曾得到李克农的照料。
既无畏暗箭，又何惧刀光，这，才是“红色特工”的英雄本色！“三杰”中仅存的李克农又将踏上漫漫征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呼声，神州大地上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救亡事业而奋斗。是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李克农就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由于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联络局也就自然地格外受到重视。
中央机关设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城里最好的一个大院交给了李克农，用作联络局办公和接待用。
说是“最好”，其实除了几个空窑洞和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外，要啥没啥。当时大家的处境都比较艰难，李克农二话没说，和大家一起打扫院子，准备粮草，借来家具，把院子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联络局对外有个响亮的名字———“外交部”。但，这个“外”，是相对根据地来说的，所有进入根据地的重要人物和中共中央的外派干部，联络局都要管。
女作家丁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洋医生马海德等等，都曾是联络局的座上客。
陕西地下党负责人孙作宾、高克林也受到了李克农的热情接待。经李克农的安排，他们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中共陕西省委同杨虎城建立秘密联系的情况。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很早就和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孙作宾等人向中央汇报了与杨虎城秘晤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委托李克农给杨虎城的手下大将和亲信———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对杨、孙二人“抗日情殷，愿赋同仇”，深表钦佩，提出“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毛泽东在信上签了名。
为加强和十七路军的联络，李克农还安排人员在十七路军内建立了秘密电台，保持和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系。
这时的李克农又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息地工作着。埃德加·斯诺———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用他那独有的敏锐眼光，为这个时期的李克农留下了一张宝贵的“速写”：
“李克农有些易于激动，说话很快，富有幽默感而又善于模仿别人。”
在他那本旨在向世人揭开红军———这群战斗在西北高原上不屈的革命者的神秘面纱的名著《西行漫记》中，还记载了这么一段有关李克农的小插曲。在斯诺前往根据地保安采访的途中，一天，他被安排在百家坪过夜，由于开水很烫，口渴的斯诺就招呼一位从身边走过的小红军：
“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位小红军却不愿搭理这位外国客人。
几分钟后，着急的斯诺先生又去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一样。出什么事了？斯诺心中纳闷。
这时，李克农走了过来。他戴着厚厚的玻璃近视眼镜，斯诺称他“瞎子”。李克农笑话他说：“斯诺先生，你可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你可以叫他们‘小鬼’，要不你就叫‘同志’，你不能叫他们‘喂’。这些孩子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都是小革命，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只有地主家的佣人，才被称‘喂’，他们个个可都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啊！”
斯诺听罢，恍然大悟。他按照李克农的吩咐去做，果然如愿以偿。这些大多是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此外，配合中共中央部署，联络局还有一项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工作。李克农走马上任后，首先在瓦窖堡举办了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由红军在对东北军几次作战中俘虏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共120人，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抬头四看，见四周贴满了标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熟悉的歌声，只听围坐在学习班周围的的几十名红军小战士，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歌声震天动地，这些东北军军官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李克农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李克农又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大家讲课。毛泽东也来了，他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东北军的军官们感动了，醒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