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 第3部分

民生中学被迫停办后，王振武和李克农依依惜别，回到家乡霍邱。此刻，他已官居国民党霍邱县党部筹委、霍邱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要职，同时还在国民党暂编第六军中任政治部主任，在小小的霍邱县城，算得上是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是专程来南京办事的，没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中遇上了李克农。王振武很诧异地问李克农：“他们为什么追捕你？”

“你知道，”李克农说：“我在芜湖搞地下活动，后来被发觉，国民党通缉我，才到了南京，谁知到处都有抓我的通缉令，如今困在下关难以出去，幸亏遇见你。”

为人豪爽的王振武得知李克农的处境后，决定帮老朋友一把。他随后“任命”李克农为他的“政治部中校秘书”，并让勤务兵拿了一套军服，把李克农从上到下“武装”起来。

1月23日，王振武带着自己的“中校秘书”李克农回到了霍邱县城。王振武的家离国民党县党部不远，李克农就被安顿在王振武的家中。有王主任这把遮阳伞，李克农安全地度过了三个多月。不久，风声走漏，王振武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个晴朗的早晨，两乘小轿从王振武家静静地抬出来，前面坐的是王振武，后面坐的是李克农。王振武放出话说：今天天气不错，要带家属出城游玩。

两乘小轿刚走到城东门，就被守城的士兵拦了下来。“站住！检查！”

轿夫正要停下，王振武把轿帘一掀，喝道：“混蛋！连我都不认得了？”

王振武？在霍邱，王振武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原来是王主任。对不起，对不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请！”

两乘小轿顺顺当当地过了城门。

一路上，岗哨林立，有王振武开道，他们顺利地出了霍邱县境。接着，二人出霍邱，抵蚌埠，搭上东去的列车，安抵上海。王振武亲手把李克农交给春野书店中共地下党联络点，让李克农接上党组织关系，他才返回故里。

为这，王振武被人在背后“奏”了“一本”。从上海回来后不久，他在国民党内、军内的官职被一抹干净。淡泊名利的王振武微微一笑说：“我毕生视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而视友情如泰山。”对王振武的这次义举，李克农始终铭记在心。建国后，两位老友再次相逢，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还亲切地称“王振武老先生是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从事文化宣传活动

上海外滩上，耸立着层层叠叠的高楼；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车在往来穿梭；黄埔江中，横竖排列着各国的军舰，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在江风中飘扬；码头上，汗流浃背的搬运工背负重包，在工头的皮鞭下，奔忙于轮船与码头之间。这，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1928年春，已近而立之年的李克农踏上了这块土地，看着这座既繁华而又黑暗、既喧闹而又险恶的城市，李克农内心涌现出一个念头：用共产党人的意志去征服它！

李克农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安排在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太阳社是1927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李克农的好友阿英和蒋光慈、洪灵菲等都是创办人，它的成员也全是共产党员。

正在太阳社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阿英，见到久别重逢的李克农，真是大喜过望。两人又像在家乡时一样，经常白天走上街头举行飞行集会，深夜又一起提着浆糊桶，走上大马路张贴革命标语。

这段时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等人一起进行文化宣传活动。李克农本人也曾在党的领导下，创办过《铁甲车》和《老百姓》两张报纸，都因言辞激烈，被国民党当局戴上了红帽子，两张报纸的寿命都不过三个月左右。

李克农刚来上海的时候，同他的好友宫乔岩一起住在景林堂寄宿社的一间小房子里，宫乔岩此时也被编入春野支部。不久，李克农过去在民生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宋季仁，因为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受通缉，由仔共党组织安排转往上海春野支部，也搬来和李克农他们住在了一起。由于房子太小，宋季仁只得搭上一个临时的小铺，早拆晚铺，伙食也两份分作三份吃，过起了“共产”生活。

后来，宫乔岩从小房间搬了出去，同弟弟住在了一起。此后，宋季仁就开始为李克农跑交通、送情报。

由于经济拮据，李克农和宋季仁每天只能买上几只大饼充饥，好在他们都是乐天派，以茶代酒，倒也兴味十足。

为填饱肚子，李克农开始典当起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宋季仁看不过去，很想为他分担一些生活的担子。有一次，宋季仁上街，看到乍浦路桥上有几个“瘪三”帮着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也上前试着推了几趟。不料这几个‘瘪三’竟上前将宋季仁团团围住，一顿猛打，直打得宋季墒鼻青脸肿，口袋里刚刚挣来的几个铜板也被一抢而光。值班的巡捕不闻不问，宋季仁只好自认倒霉，回到住所。

李克农看见宋季仁这副模样，大吃一惊，一个劲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宋季仁就是不说，李克农最后终于动怒了，说：“小宋，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这里我们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须迅速离开。”事情到了这一步，宋季仁只好将实情和盘托出。李克农听毕，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动情地说：“上海这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推车的瘪三要给巡捕交‘拔头’，推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朝天！”不久，经中共党组织安排，宋季仁进入中共地下党开办的新华印刷所当排字工，生活算是有了保障，不过晚上的时间仍然给李克农跑交通。

李克农初到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秘密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到上海。

1928年早春的一天，上海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一处二层小楼房里，一家“福兴字号”的商行开张了。这幢楼的楼下，是沿街面的私人诊所，“福兴字号”则租用了楼上的三间大房。“老板”熊瑾玎是位经营湖南土布的行家。半年后，“老板娘”朱端绶也被从汉口接来。在上海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着自家的买卖。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秘密处所。熊瑾玎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机关的会计，朱端绶则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传送中央文件和处理机关里的事务等工作。熊、朱二人实际上是一对假夫妻。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周恩来差不多天天来此办公，邓小平、邓颖超、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邓中夏、彭湃、陈赓、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也都经常在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离此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点。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点，则是中共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遭受重大损失和严重破坏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终于重新建立和恢复了起来。中共中央的心脏在上海跳动起来。这里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地广人杂，便于隐蔽；帝国主义列强在此设立了庞杂的租界，不查户口，易于找住房，对设立党的中央机关、开展秘密活动十分有利。这，是一个任苍龙遨游的大世界。

成为“红色特工”

然而，上海毕竟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国民党政府驻有许多军、警、宪、特机关，黑社会势力也相当猖獗。这，又是一个险恶之地。中共中央要在敌人的虎口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保卫工作。

蒋介石也把目光盯向了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的蓬勃发展，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组织大军对中央苏区这一“心腹之患　　”反复进行“围剿”，一面积极筹建他的秘密特务组织，企图利用各种特务手段，搜索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欲将其一网打尽。蒋介石的阴谋是毒辣的，绝不能让其得逞！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任务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和秘密工作。这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先后设有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科，其中，情报科由陈赓负责，其任务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掌握敌人动向，保卫中央安全。行动科初由顾顺章负责，下设红队（也称“打狗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不久，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派遣一至二名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情报工作。

李克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于党的秘密战线，成为一名“红色特工”。

不过，李克农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得从钱壮飞说起。钱壮飞，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在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工作，并在美术学校兼课。钱壮飞睿智多才，除精通医术外，还擅长书法、绘画，并能写剧本和当演员。

1925年，钱壮飞与好友胡底经过他同学的弟弟、安徽桐城人张暹仲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北京流亡到上海。

在上海，钱壮飞几经周折，终于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他的一位朋友、安徽舒城人胡底也在这个支部，此时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任职。

钱壮飞初到上海时，没有找到工作，一家老少六七口人，生活难以维持。到了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