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在桂林的周恩来、董必武的批评。
批评理所应当，而李克农和谢和赓夫妇的友谊却保持终身。以后，他们因工作需要去了美国。1949年12月，谢和赓夫妇历尽艰辛，辗转从美国归来后，李克农亲往拜访，并一再叮咛王莹把在美国受迫害的实况写下来，促成了王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两种美国人》的问世。
1957年春，谢和赓被错打成“右派”，王莹遭受重大的政治压力。李克农又两次来到香山王莹的住所，劝慰王莹。
真情一片，使王莹很感动，她曾写了一首小诗，以表心意：教导莫忘周董叶，热忱关怀有克农。
平生最爱是“九秘”，（“九秘”指谢和赓———编者）万苦滴甘也相从。
李克农的为人，可见一斑。
《救亡日报》
受职务所限，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有时活动起来并不方便。如果能有一位助手，那就好多了。
这个工作，落在了桂林行营参议、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刘仲容头上。刘仲容，留俄学生，很早就与中共取得了秘密联系。“西安事变”前夕，他奉周恩来之命，从延安秘赴南宁，通过他的留俄同学王公度引荐，拜会了李宗仁，向其传达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以及愿与桂 系真诚团结的意愿。抗战开始后，刘仲容被白崇禧留在身边工作，担任了桂林行营参议。这，也是李克农在武汉时给他下达的指示。
白崇禧让刘仲容负责桂林行营的对外联络工作，事情不多，这给他充当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联系以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刘仲容的办公地点离桂林“八办”很近，他和李克农之间，除了因公务有所接触外，还经常秘密来往。
李克农非常注意刘仲容的安全，经常提醒他遇事不可惊慌，要冷静沉着，提高警惕，并送给他一把左轮手枪，以防不测。刘仲容每次去李克农处接头，李克农总是派人布哨，严防走漏风声。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三青团广西支部组训组组长周可传、解放后曾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交际处长的侯甸等人。
1939年侯甸从延安来到桂林后，李克农指示周可传将其引荐给广西绥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担任了绥署政治部的一名科长。一个又一个中共秘密党员被安插进国民党营垒，李克农有了许许多多灵敏的“耳目”。每逢夜幕降临，常有人力黄包车停在“八办”门口，一些神秘的人物悄然闪进大门。通过这些神秘的人物，李克农搜集到了许多重要情报，了解到桂系对中共的政策和态度，及时制定对策，使中共统战工作成效卓著，桂林城里出现了抗日救亡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一时间，只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小桂林，成为大西南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人数达一千人之多，其中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学者有二百多人。他们在中共领导下，出版报纸，开办书店，创作文艺作品，造一时之声势。影响最大的团体有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社和文化供应社，它们被称为桂城三大进步社团。
《救亡日报》社的总编是夏衍，早在上海，李克农就结识了他。1938年11月7日，夏衍率报社全体同仁从广州撤至桂林后，当晚就去见李克农，听取他的指示。李克农建议他们一面争取在桂城的“合法”地位，一面自力更生，自筹经费，尽快复刊。夏衍表示，不愿意和国民党那些无聊的政客打交道。
李克农说：“沈先生（夏衍原名沈端先）啊，站在外面骂娘可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那才是你应尽的本分。要把报办好，腿要放勤些，耳朵要放长些，要多听、多跑、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在这里，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怕脏……”李克农爽朗地大笑起来：“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
由于报社人员大多是耍笔杆子的，对经营并不在行。应夏衍的请求，李克农介绍善于经营的翁从六担任经理，负责报社的印刷、发行及经济工作。以后，翁从六被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李克农又介绍《新华日报》的张尔华接替。
李克农很注意对报社工作的指导，凡是涉及到办报原则和方针的事，他总是坚持己见，没有丝毫妥协。
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国际时事分析文章，出现了政治性错误。李克农发现后，跑到编辑部和夏衍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他严肃地说：“《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作是党的外围，代表共产党讲话，那么你想想，把这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引起多么坏的影响！”
随后，李克农指出了这篇文章的错误所在，严肃地问：“怎么办？”“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夏衍答。
“怎么写法？来，大家凑一凑。”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过来。社论写好，天色已晚。夏衍透了口气说：“很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
李克农抬手看了看表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么？你看，都快8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说罢，他站了起来：“那好罢，我请客，我可要反客为主了。”严肃沉闷的空气随之一扫而光。
秘密工作与公开统战相结合，威力无穷。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已近8千份，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年，南洋爱国侨领陈嘉赓先生访问延安后来到桂林，特地去参观了《救亡日报》社，连连称赞。这张报纸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进步思想，影响遍及湖南、江西、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香港和南洋等地，很受群众欢迎。
文化供应社
由胡愈之创立的国际新闻社以及由胡愈之、陈此生和社会知名人士40余人发起筹建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也都是在以李克农为首的桂林“八办”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文化供应社成立于1939年10月22日，始创者是当时在文化、出版界颇有声望的胡愈之，在创办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地方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李任仁老先生任董事长，广西绥署顾问陈劭先任社长，李任仁最得力的助手陈此生担任总务部主任兼秘书。他们都是桂林“ 八办”的老朋友，在中共的支持下，他们都代表广西当局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广西救国会。供应社编辑部主任由胡愈之亲自担任，总揽编辑出版业务。编辑中有不少人是中共秘密党员和非党进步人士，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文化供应社“实际上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的”，“所用干部大部分都是由李克农同志推荐的”，“我当时的党籍绝对保密”。
周恩来曾经单独找了胡愈之和千家驹谈话，告诫他们“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胡愈之在桂林一直坚持着隐晦曲折的工作方法，在他以后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主席关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指导下，我们在桂林的活动方向明确，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救国会的组织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以救国会的身份活动，易与广西各方面人士接触。我们紧密团结了广西各界人士，发展了广西的进步力量；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和争取他们，使他们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这样一来，顽固势力也就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分子在广西不能横行。桂林一时成了西南大后方的一块抗日文化绿洲。
然而，随着国民党政府由武汉撤往重庆，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之下，国民党内“限共”、“溶共”的呼声甚嚣尘上，抗日民主力量倍受压制。194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全党“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精神上要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工作。”中央文件下达后不久，李克农就请胡愈之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阅读了这份文件。
李克农对胡愈之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隐蔽起来的方法主要有三条：一是更改姓名，到别的地方去；二是到八路军或新四军去；三是到香港或是国外。而你是个出头露面的名人，谁都认识，第一条行不通；第二条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也不太容易；只有第三条，先去香港，比较合适些。”
至于文化供应社的工作，李克农决定指定在新加坡新知书店工作的张锡昌负责。
7月的一天，胡愈之正在文化供应社建在桂林西门老君洞的一座新楼里，准备和大家一起庆祝新楼的落成，李克农的电话打来了：约他见面。
胡愈之赶往碰头地点，只见李克农正拿着机票在等着他。李克农把机票交到了胡愈之手中，叮嘱他，第二天就得走，而且一定要保密。
第二天一早，胡愈之手提一只箱子，借口家中有急事需回去看看，从容撤离。
胡愈之到香港后，按照李克农临行前指示，找到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廖承志。廖承志告诉胡愈之，周恩来已决定派他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实际上就是总编辑和主笔。其后，《南洋商报》在胡愈之的领导之下，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前线的最新消息，文字通达简练，雅俗共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而桂林的文化供应社，也在随后的中共党员的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它出版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在灌输进步思想、推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