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 第62部分

　　　　两个概念都有积极的社会道德价值，它们都是以“我”

　　　　和“我们”既互相区分又相互渗透为前提。自主指的是独立性，摆脱外部强迫，善于并希望靠自己的智慧来生活，保卫自己，等等。但是这一概念所指的个体自律，实际上是通过参与即个体参加某一社会整体来实现的①。这不仅仅是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而且还是深刻的个人加入即与共，个体因此而意识到自己既是集体的一部分，同时对外又是它的责任代表，对内又是自律的活动主体。

　　　　后一种情况从揭示非个体化现象的实质来说特别重要。

　　　　早在１９世纪的社会心理学中就已指出，在人群中个体常常失去自我控制、理性和批判态度，比较容易屈服于不理智的冲动和暗示等等。在此基础上，勒邦和塔特不合理地把“人群”和“群众”等同起来，得出了十分反动的结论，这些结论后来得到现代资产阶级“群众社会”

　　　　理论的响应。

　　　　但是，心理学上的非个体化是什么呢？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迪纳的定义，非个体化过程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一定的群体环境因素封锁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

　　　　非个体化的人在心理上失去对自身作为个别个体的意识，不能

　　　　①参见萨姆索诺夫，Ｐ。

　　　　Ｍ。

　　　　：《作为心理学范畴的参与》，载《全苏第四次心理学会代表大会文集》一书，梯比利斯，１９７１，第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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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３４３

　　　　观察自己的行为①。助长这一点的可能有各种因素——与群体过分密切的认同；匿名；丧失责任感，或确切些说，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情感激动；失去时间感；感觉负担过重（大声喧哗，音乐，强烈的、迅速变换的视觉感受）

　　　　；强烈的性欲；在酒精和麻醉剂等影响下意识水平下降，等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个体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和考虑社会评价的水平下降，结果，以过失感、羞耻感和恐惧感为基础的自我监督放松，做出在正常情况下往往得到抑制的行动（如侵犯行为）的阈限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行为变得情绪冲动，一般抑制刺激的影响减弱，行动难以停止；记忆力衰退并出现知觉扭曲；对一定团体的依恋感加强，对比较疏远的其它参照团体感觉更为迟钝；总而言之，个体失去外在和内在的自我监督，不再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人。

　　　　与身边一切事物癫狂地融为一体，忘却其它一切、包括自己的“自我”

　　　　，这在情感上可能是非常愉快的。某些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这种状态是人唯一能够达到的“真正的存在”。但是，在群体行为、社会行为的背景上说，非个体化是非常危险的。它常常引起肆意侵扰、惨无人道、破坏文物以及其它反社会行为的滋长。而且，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忘乎所以，亦即使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他所具有的、但在其它条件下有意克制的残忍。个体自我意识水平的下降可以说是等于让个人听任外部影响的摆布，而这种影响的力量

　　　　①迪纳，Ｅ。

　　　　：《非个体化：团体成员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的丧失》，载保罗斯，Ｐ。编：《团体影响心理学》一书，希尔斯代尔，纽约州。

　　　　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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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自　我　论

　　　　和方向则取决于此人所信任的群体，特别是它的领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集体主义绝不意味着排斥本人的个性。通过“我们”来说明“我”

　　　　，总是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我们”的范围有多大？这可能是直接的基本隶属群体（家庭、班级、劳动集体、社会组织）

　　　　，也可能是比较一般的参照群体或者广泛的社会共同体——人民、国家、人类。由各种“我们”的相互关系和等级，决定了社会道德自我评价的规模、理想的性质以及反思的“自我”的本身内容。个体的社会“大我”越广泛，个体对具体的、局部的群体的自主性就越大，因为他是在更广泛的价值范围内接受这个群体的指示的。

　　　　第二，对“我们”和自己的“我”的相互关系是如何考虑的，这里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因素深刻程度如何？社会主义社会使“我的”和“我们的”这两个概念大大接近了。一位英国作家敏锐地发现，苏联人和英国人对同一些事物的说法不同。例如在布拉茨克，人们对他说：“我们要在这里盖房子”

　　　　，或者“我们要办新工厂”

　　　　，或者“我们将建筑新水坝”。

　　　　而在英国老是只能听到：“听说，明年他们将在那块地皮上开始建筑”。如果问一个诺丁汉工人：“朋友，你们在这里建设什么？”

　　　　，他就会回答：“他们想建一个发电站”

　　　　，“他们又在为机关盖新房了”。而在苏联，大家都说：“我们建设”

　　　　，不论他是作家、市苏维埃副主席、拳击选手、出租汽车司机、大学生，还是在发电站室内铺地板的女工。

　　　　这种参与国家和社会事业的感觉，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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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５４３

　　　　的重要道德心理方面。但是，是否所有人常说“我们”都有个人积极意义呢？假如一个拳击选手说：“我们建设”

　　　　，那就意味着建设工程对他来说不是无所谓的。但由此还不能得出结论，说他亲自参加了建设。

　　　　“我们”这个语式是靠不住的。

　　　　牛角上的苍蝇也可以说：“我们耕地了。”真正的参与必须要投入，而如果没有个人自律，这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我们每日生活和共产主义教育实践的生动现实。

　　　　实践渗透着集体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个体总要先掌握一定的行为规则，然后才认识这些规则并确立自主对待这些规则的态度。

　　　　马卡连柯说的正是这一点，他写道，教育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作为整体的集体，“对个人做工作的最现实的形式是把个人保持在集体中，保持得要让这一个人认为，他处在集体中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愿的，第二，要让集体自愿地容纳这一个人。集体是个人的教育者”

　　　　①。

　　　　但是马卡连柯极力强调，苏维埃纪律作为克服、斗争和前进的纪律，与建立在禁止制度上的抑制性纪律（这不许做，那不许做！）

　　　　相对立。

　　　　任何社会和集体都不能没有禁止和限制。

　　　　但抑制性纪律本身无助于培养社会的积极、自主的成员。它只会使一些人养成驯服性和从众主义，并引起另一些人盲目的个人主义抗议，——不仅反对各种强制性规范，而且反对集体精神本身。苏共中央六月全会（１９８３）把加强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的任务不仅同行政监督相联系，而且首先同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主人翁感联系起来，这不是没有

　　　　①《马卡连柯全集》，莫斯科，１９５０，第２卷，第４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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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３自　我　论

　　　　原因的。

　　　　培养多方面的、创造性的个性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又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对个性的尊重，所有个人都一个面孔，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体精神，而民主就成了纯形式的机制。

　　　　从众性有时使人觉得好象只是一种不完善、不成熟的集体主义规范。但实际上它和个人主义都出自同样的社会心理根源：两者的基础都是（往往不自觉地）把集体看成某种外部力量。只是后者企图和这种力量作斗争，而前者企图消极地服从它。

　　　　有时候人们说：“集体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反对集体的人就是利己主义者”。

　　　　但是对此并不能无条件地表示同意。

　　　　有时候集体也可能站在不正确的立场上。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心理方面。我们来深思一下，“集体不可能犯错误”这一论断是什么意思。我的集体——这是我的同志们，包括我本人。在断言集体无过错时，我也以此断言了自己本身的无过错。这一公式背后，可能还掩盖着这样的想法：“集体并不是我，我不能对集体的决定负责”。从众主义者是冷漠的个人主义者，力图将自己活动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永远和集体在一起”

　　　　，只是因为这样他可以平静一些，既不需要斗争，也不需要动脑子。正如一个讽刺作家所说，没有任何东西能象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那样有助于内心的平静。但这种平静是对集体和对自己本人的一种背叛。

　　　　让我们拿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来说。正在召开共青团会议。会场里有一百人。我是其中之一。正在讨论某个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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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７４３

　　　　题。假如要由我单独决定自己的一个同志的命运，我会感到非常为难。

　　　　大概，我会长时间怀疑，从各个方面分析问题，掂量着应该“赞成”还是“反对”。我还需要补充材料，甚至在作出决定以后，我还会考虑它的可能后果。

　　　　但我不是一个人。

　　　　我们有一百个人。

　　　　于是我从自己身上卸下了责任，不去考虑，甚至不很注意倾听问题的实质。

　　　　我简单地依靠大多数：“大家看得更清楚”。但其他９９人中每一个都可能指靠其余９９人，其中也包括我。结果一致通过了决定，对此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承担道德责任。如果后来发现决定不正确，大家都会心安理得地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晓得”

　　　　，“我们相信了其他人”。

　　　　但在不想知道的、漠不关心的人和知道但不敢说的胆小鬼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个人不负道德责任的集体决定实际上是集体不负责任的一种形式。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