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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定命和人定胜天的问题，根究孰是孰非，就会遇到左右为难的麻烦。存在的本质或者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要复杂得多。既然暂不能解决，那就不如安于不知为不知；幸而这从躬行方面看，关系并不太大，因为饭是不能等到营养理论都通了之后才吃的。我们要生活，就不能不希望有个比较妥善的可行之道。我想，这可行之道就是，“假定”自强不息会产生效果，也就是姑且承认意志活动中会出现“自生因”，它不是前因所生，却能够突入时间的顺序，产生后果。这只是个假定，它有落空的可能，但也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在真相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失掉这后一种可能是不应该的。从积极方面看，有了这个假定，人人坚信炼石真可以补天，人生的“理想”“兴趣”等等就都有了依靠，被命运播弄的无可奈何的阴影就会淡薄甚至完全消失。自然，这种假定并不是放弃因果规律，而是同样要借重因果规律，因为，如果种瓜不能得瓜，自强不息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的生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常常处于两歧之间：对于有些事物不能求甚解，但又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选择一条路，向前走。
六 快乐
乐比苦好，处理人生问题，决定取舍的时候，这似乎是个不须证明的原则。也难于证明，因为这是来自切身的感受，生来如此，历来如此，或者只有天知道是为什么。
中国过去研讨哲理，重在躬行，讲道，讲德，不大推求德与乐的关系，可是说到君临之道，总是把与民同乐看为大德。西方讲学，喜欢问德的本质，古代有所谓快乐主义者，主张人生的真谛不过是求乐。近代的边沁学派，以快乐的“量”作为德的标准，因而主张，能够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行为是上好的行为（善）。把快乐看作人生的最大价值，并且以此为原则立身处世，可以不可以呢？这个问题相当复杂，需要分析。
乐是人所熟知的感受，可是难干定义。它是生命活动中的一种现象，表现为心理的一种状态，表现为生理的一种状态，可以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予以说明；用日常的用语解说就比较难，因为无论说它是舒适的感觉也好。喜悦的情绪也好，实际等于说乐就是乐。这里想躲开定义的问题，因为是人所熟知，无妨利用这个熟知，只是说，乐是人所希求而喜欢经历的一段时间的感受。
希求是“某一个人”希求，经历是“某一个人”经历，换句话说，乐是某一具体人的具体感受。快乐主义者把这种具体感受看作人生的价值所在，于是乐就成为德的最后的依据。把乐看作价值，结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能不同边沁学派一样，兼承认一个“量”的原则，就是：小乐是小价值，大乐是大价值；能够产生小价值的行为是小德，能够产生大价值的行为是大德。
这对不对呢？理大致可通，但不完全对，因为，如果用此为决定行为的最高原则，一切准此办理，有时候就会遇到困难。一，正如常识上所熟知的，有的乐，作为一段时间的感受是真实的，但是结果会产生苦，这样的乐，显然是不宜于希求的。二，不管是常人还是道德哲学家，都把某种性质的寻欢作乐看作没有价值甚至卑下的行为，这表明行为的价值不能单纯由能否产生一段时间的快乐感受来决定。三，有些行为，与乐关系很少，或者经常要产生苦，可是不能不做，甚至人人认为有义务做，可见，至少是有些时候，决定行为的准则并不都是乐，而是兼有另外的什么。
自然，在这种地方，快乐主义者可以用个“明智”的原则予以解说，就是，有些行为，可以产生乐而不宜于做，或者不能产生乐而宜子做，是因为换一种做法，反而可以获得更大量的乐。这个明智的原则，或说是“核算如的原则，对于有些情况确是颇为适用，譬如过去常说的“十年寒窗”，是苦事，可是能够换取“黄金屋”和“颜如玉”，那是更大的乐。但不是一切情况都如此，举例说，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假定传说是真）之类的行为，用这个原则来解释就很勉强。
还有理论方面的更大的困难。一，前面说，乐是某一具体人的具体感受，如果把这个看作惟一实在的价值，利他（或说是边沁的“众乐主义”）的行为，一般推崇为至上德，就失去理论的根据，因为，“他人”的乐，以及“他人”究竟乐不乐，另一个人是无法感受到的，不能感受到而必须承认有大价值，这怎么说得通了呢？二，边沁学派的大师，小穆勒先生，承认不同的乐兼有质的差别，就是说，有的乐（如欣赏艺术品）价值大，有的乐（如饮酒）价值小。这从常识上看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正如薛知微教授在所著《伦理学之方法》中所指出，这样说，就等于放弃了“量”的原则，因为决定行为好坏，更根本的标准并不是“量”，而是“质”，这质显然是乐以外的什么。
是什么呢？叔本华的“盲目意志”的理论或者并不错。自然演化中出现生命，何以会如此，目的是什么，难于知道，我们只好不问。生则有需求．表现为心理和生理状态是“欲”‘有欲就不能不求满足，求而不得，表现为心理和生理状态是苦，求而得，表现为心理和生理状态是乐。这样说，乐是欲的满足，所以叔本华的看法是，这只是苦（欲而未得）的免除，并没有什么积极内容，可以看作价值。
以居家度日为比喻，乐如果有积极价值，那就等于积蓄，如果没有积极价值，那就等于还债，究竟属于哪一种呢？不容易说，或者说可以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反正事实总是那么一回事，如果没有欲，没有执着的需求，没有满足，就谈不到乐不乐。这里，更为切要的是对“欲”的看法。悲观主义者，如叔本华，以“己身”为独在的一方，认为“欲”（即所谓“盲目意志”）是天命强加于人的胁迫力，受胁迫，听命，在世间奔波劳碌，实在没有意味。这样看欲，看天命，态度是敌视，如果真能够表现为行动，是不接受，连带的，由欲而生的乐当然也在摒弃之列了。
悲观主义是对“人生的究竟”的一种看法，不同道的人当然不这样看。但是一定要斥为错误，找出足以服人的理由却不容易，因为关于人生的究竟，我们所知还很少｜Qī｜shū｜ωǎng｜，所有这方面的哲理，都只是凭自己的偏好而捕风捉影。但是，至少由常人看，悲观主义有个大弱点，是坐而可言，起而难行。相信悲观主义，以“我”为本位，自爱，自尊，对天命几乎是怒目而视，一切想反其道而行。但是，如何反呢？充其量能够走多远呢？叔本华写过一篇文章，《论自杀》，说这是对自然的一种挑战，可是他自己却是寿终的，可见既已生而为人，不管如何发奇想，真正离开常道是如何不容易。
广泛地观察人世，可以看到，常道是不得不走的路，疑也罢（如少数哲人）； “顺帝之则”也罢（如绝大多数人），既然已经在路上，惟一的也是最为可行的办法是“顺路”“走”下去。依据这个原理立身处世，对于“乐”，我们无妨这样看：我们由自然接受“生”，应该顺而受之；“欲”是“生”的一种集中的最活跃的表现，欲的满足，是“利生”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乐的感受，是“得遂其生”的一种符号，一种报酬，也是一种动力。“生”是天命，这样的天命，究竟是好是坏，我们可以问，可以猜测，不过找到确定的解答却大难。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样的信仰可以使人宽心，却未必真实。实事求是，我们最好还是谦逊一些，顺受天命而不问其所以然，也就是不到玄学方面去找根据。这样，我们把“生”（包括“欲”）看作更根本的东西，“乐”不过是连带而有的事物，如果说人生有所谓目的，这目的是“生”而不是“乐”，这就与快乐主义者的看法有了距离。
与快乐主义者相比，对于“乐”，我们只是重视它而不以之为“主义”。不以之为主义，这里就容许有个“别择”的原则，就是说，决定行为的时候，在两种或多种可能之间，由于某种考虑，我们可以不选取能够很快使自己获得某种享受的那一种。自然，事实上也许同样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说，快乐主义是完全错了吗？也不能这样说。快乐主义的弱点，我个人看，主要是理论方面太“彻底”，以致把“乐”看作比’‘生”更根本，至于说到实行，却是大体上可以接受，也是应该接受的。由世间的常道看，不管说乐是欲的满足也好，说它不是最根本的也好，“乐比苦好”总是难得不承认的常理，因为乐与“欲”有血肉联系，也就是与“生”有血肉联系，顺受天命，要“生”，求“善其生”，就不能不把“乐”看作十分珍贵的事物。人生，上寿不及百年，呼吸一停止就是断灭，怎样度过一生比较好呢？古今有无数的人想到这个间题。不同的解答可以提出不同的条件，不过，无论如何，说“由于多有所乐而心安理得”是个重要条件，总是绝大多数人会同意的吧？
七 出世
人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对它的态度以及处理办法却可以大有差别。办法有常有变，或者说有顺有逆。举例说，中国的儒道和来自印度的佛道相比，前者是常，是顺，后者是变，是逆。绝大多数人走的是常道，生生而不问其所以然。这是世间法，像是行船顺流而下，比较简易。佛道就不然，对人生的看法、处理，常常与一般人相反，这是出世间法，逆水行舟，困难不小，因而“真正”信受奉行的是极少数。
出世，这是方便说，因为变是变世俗之道，逆是逆世俗之道，出也罢，入也罢，都是“在世间”所行。但是这与一般人的在世间所行大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