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浮白说：“你以为你很成功吗？”
作田庄一摇摇头说：“不敢说。但我尽力了，力图把建国大学办成一个承载着我办学理想的学府。”
白浮白故意激他：“建大承载你的公正、公允，即或一个建国大学公正、公允了，可你的大学办在一个无公正、公允可言的世界，其可悲下场便可以想见了。”
作田庄一很有几分惊讶，说：“你很少有这种过激言论的，不是一向处世低调，不张扬，今天是怎么了？”作田庄一没有白浮白这么悲观，说：“一切都可以改变，我反对刺刀政策，其实，人心不是刺刀所能征服的，我的呼吁，那些执掌权柄的人全当了耳边风。”
白浮白微笑着说：“此处可以击掌。幸亏当局不买你账。如果日本当局和军方真的按你的方针施行，那更可怕，因为你要征服的目标是人心，而非止于版图，你要让奴隶们欢天喜地当奴隶，让他们舒舒服服地忘掉祖宗，那才叫真正的协和，真正的大东亚共荣。可惜当政的日本要人没有你高明，太急于求成。”
作田庄一脸色变了，眼前这个白浮白还是他那个处世谨慎的老同学吗？他这话不仅仅伤及作田庄一的人格、主张，也暴露出中国人所共有的仇日心态也同样植根在他心里。作田庄一觉得可怕，但他没表露出来，很快又恢复了常态。他说：“你这人，在外人眼中，你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平和人物，在我面前你却是锋芒毕露，甚至是思想激进分子，你不怕我认真吗？”
白浮白一笑，“想治罪，根本不用理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这又像开玩笑了，作田庄一哈哈大笑起来。又喝了一口茶才收敛笑容，说：“请你‘书归正传’，深夜来见我，一定有事，彼此既是老同学，有话请你尽管直说。”
白浮白说：“咱们建大被抓走了十几个学生，你想必已经知道。”
作田庄一点点头，说：“我当然知道，而且比任何人都关注、比任何人都沮丧。这是我的真实心态。”
白浮白说：“这我就放心了。”
放心？他这话什么意思？作田庄一觉察到，他是来给学生们求情的。作田庄一不能不保持相当的警觉性。
白浮白意识到正面攻坚的难度，就采取迂回战术。他用忧心如焚的语调说：“我是觉得，建国大学无论如何不能出事，不能给人以口实。”
作田庄一用意不明地望着他：“可不幸的是出事了呀。”有一句话他没说，有人反日，不抓行吗？那也是没法子的事。还有，那个张云岫是白浮白的亲戚，作田庄一破例出面，才让他复学的，这不又出事了吗？
白浮白强调说：“我是经过调查的，第一，张云岫、李子秀这些学生都很优秀，并无劣迹。第二，事出有因，他们几个不过是出于善心，通过慈善会洋人利马去盛殓一具无名尸而已，这有什么错？他们怎么会知道死者的背景！”
作田庄一说：“我觉得你出面为学生们辩护，这很让人意外呀。”
白浮白问：“为什么？”
“谁不知道白浮白是个调子灰暗的人，从不关心这些，正因为如此，你才有白协和这个不雅的绰号啊。今天这不是反常吗？”
白浮白说：“如果从反面来理解呢？连我这个行为低调的人都想说话了，可见值得一听。”
作田庄一说：“有道理。不过，这张云岫是你的亲戚，你说话也难免有徇私之嫌吧？”
白浮白说：“是不是徇私，你听听不就明白了吗？”
作田庄一笑着说：“好，我洗耳恭听。”
白浮白从作田庄一执掌建国大学以来说起，他说：“四个字可概括：声誉日隆。你实行的很多治校方略都赢得了好评，譬如顶着压力从北大聘教授，又譬如带头抵制大学生下煤窑充当劳工，再譬如让日系学生把大米、白面匀出一半，让满系学生也吃到细粮，这虽是小事，却使他们有平等和自尊，这很得人心啊。在校园外也是好评如潮。”
作田庄一也有苦衷，他说：“在饭伙上的‘机会均等’是得了满系学生人心，可少吃几斤大米的日系学生不高兴啊，他的治校方略也在日本高层引起非议。”
白浮白劝作田庄一可以不去理睬，说：“他们那儿都是井底之蛙。正因为有非议，建大才更不应出纰漏，弄不好，对你的办学理念会有冲击。”
作田庄一仍然带笑地说：“浮白君不会是让我庇护反满抗日分子吧？”
白浮白更绝，他说：“建国大学怎么能有反满抗日分子？不可能！有，就等于给作田先生脸上抹黑。”
作田庄一轻轻叹息一声说：“谢谢浮白君这样爱护我的声誉、维护我们建大的威信。”不过他坦诚相告，“现在，很挠头的是，特高课从被捕学生塾里搜到了一些激进书籍，也有煽动反日的传单，这让我很尴尬，不好说话。”
白浮白却大不以为然，说：“看激进书刊，这是出于青年人的好奇，无可厚非，作田君不就主张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吗？不然，你何必要请托洛茨基和甘地先生来建大讲学呢？至于传单，也许是从街上拣来的。没有证据，一切置疑都应嗤之以鼻！”
作田庄一说：“这倒是很好的说辞。让我想想。”
白浮白进一步用煽动的语言进攻：“如果总长在悬崖边上把这些青年救了，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感化他们，让这些学生感恩戴德，也能挽回建大和你个人的荣誉。”
显然说到作田庄一心里去了，他感叹道：“是啊，那些只知道用血和刺刀达到目的蠢驴们，永远不会懂得征服人心是一劳永逸的事。”
一听这话，白浮白觉得工夫没白费。作田庄一想通了，响鼓不用重槌，他一旦想通了，别人不用教他怎么做。
8
长白山上的山路的积雪已没膝，雪还在下，杨小蔚的打扮是地道的山里人，翻毛皮袄、牛皮乌拉，狗皮帽子，腰间扎一根麻绳，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天冷，呼出的热气迅速冷却，她的狗皮帽子上、眉毛上都挂了霜，离远看，像个白胡子老头。
她悄悄脱离队伍三天了，决心去救白月朗和张云峰的雄心丝毫没减。穿出一片林子，她看到了前方隐约的一片灯光。
这是陡峭的山坡，下去无路，她干脆坐下，双手一撑，顺雪坡滑落到谷底，树杈子把裤子都刮破了几个口子。
离得近了，杨小蔚才高兴起来，不知不觉已摸到了通化城门口。浑江刚结薄冰，月光一晃，亮晶晶的。远处在放炮崩山，她却不知道这正是她医大的同学白天砸石头的地方。
杨小蔚来到了城门口，城门早关了，只有城墙上有灯光，依稀照得见城门上一张张杀人布告。伪国兵和警察、鬼子交替来回巡逻。城门口旗杆上吊着一串用草绳编织的网兜，里面各装一颗人头，血淋淋的，这一串人头在风中摇摆着。
通化城一片死寂，一片片低矮灰暗的房屋像是一片坟场。
天没亮，杨小蔚进不去城，只好又转身往回走，附近有一处破败的砖窑，她钻进去，坐在砖垛上背风，她掏出怀里的手榴弹看看，又重新掖进怀里，扎紧了腰带，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天亮了，城门开了，鬼子和警察开始放人出入城门，一律搜身，对出城的人尤其严格，凡粮食、火柴、药品一律扣下，出城打柴的人只给留下半个大饼子，多余的没收。他们生怕“通匪”的人把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输送给饥寒交迫中的抗联。
杨小蔚没敢排在进城的队列中，她在不远处东张西望在寻找机会。她看见有一个赶驴车的老头正拼命抽打牲口，抽得那驴竖起前蹄咴儿咴儿乱叫，可就是不肯拉车。老头无奈，只得停下来，想卸车上的柴火。
她朝戴狗皮帽子的老头凑过去，问：“大爷，怎么把柴火都卸了？”
老头拍了一下驴屁股说：“这败家的驴，耍熊，不使劲，越抽它越不干活。”
杨小蔚看了看车上的柴火说：“这拉得也不多呀。”
老头索性坐下抽起旱烟来，他唉声叹气，说：“也难怪牲口耍熊，吃不饱饿得都皮包骨头快散架子了，光吃草哪有力气！”
杨小蔚问他：“出来打柴火怎么不带点牲口料啊？豆饼啊、高粱粕呀……”
老头说：“这闺女敢情不是本乡本土人！日本人看得严啊。”原来日本人怕有一粒粮食给了山里抗联，出城打柴的牲口一斤糠料都不准带，人也只能带半个包米糠饼子，打一天柴火，早饿得前腔贴后腔了。
杨小蔚从怀里掏出一叠煎饼递过去，说：“我这还剩几张煎饼，您吃了垫补垫补。”
老头说：“这不认不识的，哪好那么的呢？”
杨小蔚笑着说：“一口吃的算什么。”
老头叩了烟锅，说了声“那我就不客气了”，接过煎饼大嚼起来，落在地上的煎饼渣也用手指头蘸唾沫沾起来吃了。
杨小蔚搭讪着说：“大爷贵姓啊？”
老头答：“免贵姓屈，冤屈的屈。”随即又问：“闺女不是本地人吧？”
杨小蔚顺口说：“我是新京的，上通化来找舅舅，人家说搬柳河去了，到了柳河，才知道舅舅去年就死了，寡妇舅母又搬回了通化，她又赶了回来，不能白来，怎么也得见一面呀。”
老屈头早把煎饼吃光了，他说：“肚子里有了食，就是驴偷懒我也不怕了，我拉边套，也能把柴火拉回去，多亏你这一张大煎饼了。”
杨小蔚趁机说：“我帮你拉。”
老屈头说：“这可不敢当，哪能劳烦闺女呢？”
杨小蔚说：“闲着也是闲着，走吧，我和你一起进城。”
老屈头说：“那我就先谢谢了。”他开始整理驴套，然后从旁边车辕上又拴了一根绳，喊了声“驾”，白己也弓起腰拉帮套，杨小蔚则从后面推，这一下驴减了分量，也顺气了，小驴车向城门口缓缓走去。
趁人不备，杨小蔚从怀里摸出那颗手榴弹，塞进柴火垛里。
这天医大终日实习的学生放半天假，陈菊荣和周晓云也不洗衣服，吃过早饭就上街，盲目地走着，大街小巷乱串，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