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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脸色一天天见好，五叔挂念家里女儿和地里庄稼活，先回去了。大哥来病房看了看父亲，给父亲买了二斤包子，回去了。弟弟变化很大，上了个中专，已经找不到少年时农村吃苦耐劳的形象，头发梳得油光光的，上下一身时髦。“病房里味道太大，受不了！受不了！”来呆了十分钟也走了。天棚上风扇在“咯吱咯吱”地响着，横扫着房间里难以忍受的臊臭味、药水味。病房里八个病人各居其态，各显其相，睡得死气沉沉。临床是一个胰腺壶腹癌病人，由于代谢障碍，严重黄疸瘙痒，睡梦中手抓的皮肤“吱吱”地响着。我坐在一个凳子上，趴在父亲床边，打着瞌睡，晚上有时还要扭开导尿管，把尿倒进痰盂里。偶尔，还得看一下胃液管的袋子满了没有。
七月的潍坊，太阳干巴巴地烤着宽宽的柏油马路，烤着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就像一个烧烤店，袅袅的烟雾下，“啦啦”地响着烧烤的声音，热得能把人的油烤出来。小孩一趟一趟地举着零钱去买那当时流行的“239”冰棒和冰块，换来了卖冰棒老奶奶龇着没牙的嘴的咧笑。汽车轮胎亲吻着地面，蹦跳着尽快离开地面，不敢久留，怕亲吻不成反而爆了自己。午后的大街上，静悄悄的，只要有条件的人和动物都本能地躲到阴凉下了。整个市区就像大战前的战场，出奇的宁静。一个黑瘦的青年，戴着一副黑边破眼镜，穿着“的确良”褂子，挽着长长的裤腿，用力地蹬着一个破烂自行车，一手扶把，一手提着饭盒，急匆匆穿梭于大街小巷。一个摩托车突然窜出来，青年不由自主地狠劲倒踩脚踏踉跄着刹车，差点倒地，压在一只正在爬着怡然自得睡觉的大黑狗，只好用一条腿把自行车支撑住，仍紧紧地攥着饭盒把手。父亲手术五天了，为了给父亲增加营养，在潍坊工作的二姑家大表兄表嫂每天在家里做好饭，我骑着表兄的自行车来回给父亲送饭。
父亲可以下床活动了，胃液管和导尿管也已拔掉，临床那得壶腹癌的老头成了他聊天的伙伴。偶尔，父亲捂着伤口，慢慢地和那老头在院子里散步，无话不拉。
“大哥，你家既是老潍县常家庄的，你可知道1948年那场潍县战役？”父亲对大爷的死一直是个谜，虽然李福成告诉了父亲大爷死的经过，但父亲仍希望大爷能活着。
“那是。唉！那场战役啊，刀光剑影，昏天黑地。指挥部就安扎在我家里，许将军乘着吉普车进进出出，指挥作战。那时，有一个连的兵力因为挖地道塌方，结果上面是个大湾，水全倒灌进来了，全连都被淹死，一个都没剩，惨啊！急得他三天三夜没合眼。”老头说。
“你有没有听说坊子开拔过来的国民党最后怎么样了？”父亲问。父亲知道大爷是随坊子国民党进入潍县城的。
“你说那一股国军啊，惨！我整天接触许将军，只记得有一天许将军拿着战报非常兴奋。他说：‘哈哈，全歼！全歼！坊子守敌到了潍坊汽车站还没来得及休整就被我们包了饺子。’大体坊子那一股就是这样子。”老头说。
父亲心里一阵凄凉黯然。他不知多少次做梦，梦见大爷没死。他甚至有一年听说大爷随坊子一股国民党从青岛逃到了台湾。父亲抱着一肚子希望托当地台办打听山东安丘有没有李仕昌这个人，台办回信说他们掌握的信息没有安丘飞水秦戈庄村的，伤心得父亲很长一段时间怅然若失，不知心之所往。
术后第八天，田医生安排一个实习的学生给父亲抽线，自己在一边指导。
“哎，你手利索点。先消毒，自里向外。隔一根抽一根，同时观察伤口的愈合程度，要是愈合不好，就先别抽。轻轻地剪，轻轻地抽，好，就这样。”田医生说。
“愈合情况不错！后天可以出院了。”田医生查看了父亲的手术刀口，满意地说。
“小青年，你父亲住院用了200毫升血，你今天如果献了，出院结算可免除200块钱的住院费。”那护士长说。
“好！好！我献。”为了省那200块钱，我一口答应。
看着我A型血缓缓流出，我心里想，又省200块了。结完账，总共834元，我捏着沉甸甸的结算单和父亲踏上了回乡的路。身体由于献血，头重脚轻感觉轻飘飘的懒洋洋的，回到家，我倒头连睡几日。
1990年正是中日关系好成兄弟，一个比蜂蜜比甘蔗糖还甜的时候。歌舞升平，轻歌曼舞处处丝竹之下，麻木的人们忘记了40多年前那些北海盗所犯下的磬南山之竹无以书尽其千古罪行的禽兽之为，1989年“六四”后的青年从民主激进关乎国家存亡的那股热情、激情慢慢冷静下来，变得沉闷和麻木，更多的青年选择了苦读英语走出国门，寻找个人自由奔放的天地。很多的人又漂洋过海甘当二鬼子、三鬼子，到那个二战以后重新崛起的东方国家，摇尾乞怜从人家手里乞讨那些叮当作响的银元。中日各种民间协会、商贸团体互通来往，络绎不绝。那些北海盗来到中国照样买春作乐，重复着40多年前那些罪恶，只不过变相的由蹂躏成了交易，那些如花似玉的姑娘抛祖宗耻辱于九霄云外，把自己作践的身体献给那些北海盗。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秦戈庄，我的故乡，在这酷热的七月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七月的老槐树，枝影婆娑，遮天蔽日，父亲一手捂着绷带，一手拿着“交叉”，在老槐树底下和高守诚、王连道等老头乘凉聊天。老远从降媚山上迤逦而行下来了一队人。领头的是踱着鸭子方步倒背着手的支部书记朱功深，他的身后跟着大腹便便腆着肚子迈着八字步的飞水镇党委书记吴为君，吴为君的旁边是一个干脆利索精明的小老头，头戴鸭舌帽，身穿咔叽布，脚蹬白色山地鞋，边走路边四下看着路边繁茂的梧桐、摇曳的槐树编成围墙包绕着果园的灌木丛、蒙古包似的柴火垛和散散落落高低不一古典现代相交织的土墙草屋、红砖瓦房，偶尔还停下来，让身边的人在一处破旧草屋前留个影。老人眼里闪着激动、感慨、迷茫，像一个久违的流落他乡的孩子回到了故乡的怀抱，带着熟悉，带着陌生，带着眷恋，带着爱恨，一切如冬天的鹅毛大雪扑扑而来，如杨柳飞絮飘洒而至。一个染着黄色头发的小姑娘，不时对吴为君和那老头嘀咕着什么。老头身边还有一人带着一个女人，浑身散发香气，发髻梳得很高，身上的衣物裙子不像裙子，袍子不像袍子，袖子又肥又短，腰里还缠一道宽宽的质地华丽的锦带，圆润的脸庞上细眉长长的、小嘴红红的，像吃了死孩子肉。
“二哥，在乘凉啊！这几天村里活多，听说你手术了，这还没来得及去看你。手术怎么样了？”朱功深问父亲。
“四弟，手术做得很好，好得也很快。医生说是胃溃疡。”父亲慢慢站起身，用手捂着刚刚抽线没几天的伤口，迎接着朱功深和一大群人，“四弟，你们这是？”父亲问。
“这个老头你还认识吗？”朱功深指着那老人问父亲。
“扣恩尼起七哇（下午好），豆那他沙妈代斯咖（请问你是那位）？”老头问。父亲细细地端详着，这是一个60多岁的保养的很好的老人，圆圆的眼睛，干练精明机灵，矮矮的塌鼻子下，撅着一撮黑黑的树栅子一样的胡子，两条腿成八字形张着。那老人也似曾相识地看着父亲，眼睛里闪着内疚负罪的晶莹的泪珠。父亲仔细地从记忆中搜寻着一点一点碎片，慢慢地一个日本鬼子的形象出来了。那个形象是1941年一个小队长领着一队鬼子和汉奸来到了秦戈庄，他的军刀曾经插进了一个少女的阴道，他曾指挥手下在降媚山上修建了碉堡，王二、王三兄弟俩曾被绑在老槐树上活活地干烤而死，子灵老爷爷曾被抓到安丘城当了画画的壮丁。
这个日本鬼子的形象在父亲的脑海里逐渐变得清晰，五十年没见面了，他竟然又来到了当年令人发指邪恶肆虐的地方。漫长的岁月，磨蚀了棱角，磨蚀了青春，却磨蚀不了一个骨子里留着北海盗血液的强盗。他，就是日本鬼子麻田。
“他是当年被你们抓去安丘城那个画匠的侄子。”女翻译对老麻田说。
“守诚，你带人去仕途和邻居家里抬几张桌子，老麻田要祭奠老槐树。”朱功深对高守诚说。
“四弟，老麻田怎么来了？”虽然这些年过去了，父亲眼里还是冒着敌意的火光。
“我对你说，这老麻田是随着一个贸易团来到中国的，他想通过潍坊农副产品进出口公司在潍坊发展蔬菜基地，种植日本‘理想大根’大萝卜、‘黑五村’胡萝卜、日本大葱、牛蒡等蔬菜，我们村8000多亩地土质沙瓤，透气性好，适合种植这些蔬菜。这不，他这次来是跟我们商谈签订种菜的合同。另外，还想在我们村建一个咸菜厂，对种的菜进行粗加工。我不答应，那东西污染很厉害，咸菜水都排到了使狗河，河水到时都没法用。可飞水镇党委非要建这里，老麻田就是看中了我们这地方。”
“老朱啊，这建咸菜厂的事情，你可要做好村干部和村民的工作，他毕竟能给你们村解决劳动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要不是老麻田看中了这地方，别的村早争去了。”党委书记吴为君对朱功深说。
高守诚几个人把两张长条桌子抬到了老槐树底下一字摆开，铺上桌布，三个茶碗当做香炉，装满高粱，老麻田点着香烛，满眼含泪，郑重相秉，虔诚地三鞠躬，插到茶碗里，俯身跪拜请罪。一个长长的大青虫如天兵顺丝线而降，蜻蜓点水轻轻落到老麻田头上，身体上下起伏不断蠕动着，沿着耳朵后慢慢爬行到麻田白色衬衣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