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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成、和、风，这是蜀川的屏障，双方要点所在。按常识，想收复它们会非常困难，金军当年使尽招数，也没能夺到手，这时肯定会重兵防守。
很意外，李好义、杨巨源率领少量部队，比如步骑一千人、死士两百人，就强攻下了和州。四州相继迅速收复，这是好事，眼见蜀川恢复了正常，可偏偏又出事了。
要不怎么说蜀川就是这么邪性，在此割据的，从没有能长远过三代的。攻打此处成功的，转眼就会倒霉灭亡。
此次平叛也不例外。安丙的私心不知怎么搞的，一瞬间就膨胀了。他给临安写的报功信，对外宣称功劳是杨巨源、李好义的，事实上也是，这两人既是首倡，更是实际操作者。可安丙在信里完全归功于自己，杨、李二人只字不提。
这样做会有后患，杨、李两人难免会在知情后报复。安丙为了稳妥，把杨、李应该得到的赏赐都转交到了王喜的身上。
王喜是吴曦的亲信，川军的重要将领。吴曦叛国时，王喜是附逆的军方首恶，这时摇身一变，成为了正义的代表。
王喜毒死了李好义，又设计诬陷杨巨源造反，逼其自杀。这样，蜀川权力全部落入到安丙、王喜手中，而临安投鼠忌器，哪怕知道了真相，也不敢追究，以免吴曦叛变再次上演。
好歹总算是熬过了蜀川危机，总体算来，尽管花了钱、受了惊，但对南宋来说，还是得大于失的。说钱，赏再多的钱，也是肉烂在自己的锅里，没有便宜异族人。并且给公务员加薪了，也等于间接地提升了消费力，蜀川那边的生意会加倍红火。
官衔，与加薪同解释。
更重要的是关外四州收回了，吴氏四代盘踞蜀川的隐患也解除了。杨巨源、李好义的死，纯以功利角度论，也不是坏事。
蜀川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正规国家职能部门、正规军手里，而不是民间力量分权，这对稳定全局无疑大有好处。
从宏观控制上说，南宋在战争中习惯战争，优胜劣汰，是一种如新生般的整合。这对一个老牌帝国而言，是件极其重要的好事。
可是韩国戚挺不下去了。
宋朝的立国之本——钱，终于告急，国库空了。皇家开始动用私房钱，比如太皇太后谢氏捐了一百万贯犒军，韩国戚本人也把国家历次赐予他家的金器，总和六千两黄金捐了出来。结果却招致一片骂声。无数国人说他故作姿态。
和平时代，以政治手段建立起来的独裁局面，终于在军事失利的大势下动摇了。没奈何，韩国戚决定派人渡江议和。
在他想来，理智分析的话，南宋不好过，金国一样在崩盘前夕，各退一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甚至是期盼的。
可是议和展开之后，他才发觉不对头。不仅金国坐地起价，搞得好像多想打下去一样，连内部也派系林立。他火线提拔起来的两淮主将丘密居然要架空他，建议议和之事韩国戚回避，理由是金国认为他是战争的主谋，是罪人，要受审判的。
韩侂胄大怒，丘密不只是背叛了他，更把南宋的利益扔到了一边。试想谈判桌是战场的延续，对方要什么，就尽量拒绝什么才对。现在谈判才开始，就应对方要求把本国的平章军国事大人踢出局了，下面的条件还用再讲吗？！
昏聩险苛，无以为甚。丘密下课。
全江南官场海选议和人员，中选的是萧山县丞方信孺。诚然，方信孺在不久之后表现出了卓越的外交能力，可一介县丞做主管，也着实体现了当时整个南宋官场、士大夫群落对韩国戚的对抗。
方信孺进入敌占区之后，住进了一连串的牢房。面见金国左丞相兼都元帅宗浩之后，住的驿馆上都临时写了两个字——天狱。
天字号牢房。
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宗浩是完颜璟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性丞相，汉文化程度一点不比江南那边低。他先是一连串的指责，之后提出了一个新要求。
“南使，我们联句吧，你对得上来，我们才继续。”他出上联，“仪秦虽舌辩，陇蜀已唇亡。”这是说，哪怕你像张仪、苏秦那样能讲，蜀川已经丢了，江南唇亡齿寒，眼见完蛋。
方信孺对：“天已分南北，时难比敬唐。”这时候再不是石敬瑭卖国的时候了，长江是天堑，试过多少次了，你们金国哪次成功了？
金国开出的条件是：一、割地，南宋割让两淮；二、增岁币；三、称臣；四、索犒师银，索逃亡人；五、缚送首谋者。
这五条中南宋对割地、称臣是绝不答应的，缚送首谋者，南宋推出三个替罪羊，分别是苏师旦、邓友龙、皇甫斌。至于岁币，只能增加到绍兴议和时的二十五万两，除此之外，再没可能。
金国大怒：“你们失信，战争是你们挑起来的！”
方信孺更怒：“是你们失信在先！”
金国愕然。
方信孺：“我们去年六月开战，你们在四月的时候诱降吴曦，原始文件都找到了，还想抵赖？更何况以强弱论，你们夺得了滁州、濠州，我们也攻下了泗州、涟水；我们打不下宿州、寿州，你们就攻下了庐州、和州、楚州了吗？五个条款里我们已经答应了三款，你们还不同意，大不了重新开战就是。”
金国继续愕然。
这就是战争实况。双方势均力敌而已，不存在谁占了优，谁吃了亏，谁必须怎样。韩国戚之所以主动求和，是国内的政局不稳，让他感受到了危机。如此而已。
尽管这样，金国仍然在加价，并且指名要求南宋另派使者，这个方信孺的头实在是太难剃了，汉人如果都这样，女真人的幸福还能保证吗？
方信孺回去述职，韩国戚亲自接待。两人的交谈很快卡在了金国第五个条款上，方信孺表示实在不敢说，韩国戚急了，你不说我就偏问你。
方信孺：“不过是要太师的人头罢了。”
方信孺被连夺三官，贬临江军居住。
这实在是韩国戚的不是了，方信孺出使不辱使命，是自绍兴以来表现最好的外交家，韩国戚出于私人愤怒就流放他，实在是气度太小。
韩国戚是真怒了，金国不是强势嘛，他必须要更强一些。在临安，他宣称“有以国毙”，大不了与宋朝共存亡，哪怕死后洪水滔天，都与他无关。在军事上，他起用抗金名人辛弃疾入主枢密院。这是自辛弃疾归宋之后施展抱负的最大机遇。可惜的是，辛弃疾刚刚接到任命就因病去世了，时年六十八岁。
这很遗憾，不过也算是幸运。
辛词宗免去身后麻烦，不必跟韩国戚一样，去《宋史》奸邪榜上排名。
落在实际战区上，韩国戚下令蜀川全力备战，要在近期形成战斗力，出川入陕，在其余两战区保持平稳的前提下，主动进攻。
做这些时，韩侂胄的心里是妥帖的。环顾南宋，军、政、财三界都是他的人，亲信中的不坚定者，都在北伐中被排除了，他的势力越发变得坚挺。
没有危险，无论怎么看都没有危险。
韩侂胄疏忽了，有一个地方他没有想到。
后宫。
这才是一个封建帝国最凶险诡秘、不测难防的地方。它对权力的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军、政、财还要直接。
韩国戚本人说到底就是以后宫起家，按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漏算这一点，可偏偏他就忽视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多年以来对后宫的全面掌握，让他的安全意识淡薄了。
说一下这时的南宋后宫。皇帝还是那个皇帝，皇后已经另有他人。
韩皇后在七年前病逝，上位者姓杨。
杨皇后出身低微，生身父母、家世、籍贯等连正史都失载，她出现时的第一身份是南宋后宫乐班中的杂剧孩儿，相当于嬉戏耍乐的儿童演员。她天生是与众不同的，小小年纪，姿容秀丽也就算了，还举止得体，从不怯场，很得赵构老婆吴氏的欢心。之后又把年轻的赵扩迷住了，从一介寒微戏班女子一步登天，进入帝国后宫。她先封婕妤，再进婉仪，一年之后升至贵妃，已经是皇后之下第一人。
天赋再次显示出了奇迹。没有人教她，她自己熟读了诗书经典，还补全了自己的短板，给自己找了个武进士出身的“哥哥”杨次山。
从此，她成为了良家子女、功名在身人士的亲戚。
这些在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发挥了作用。韩皇后死了，皇宫需要新的女主人，竞争者有两位：一个是杨贵妃，一个是曹美人。
赵扩游移不定，都美啊，不好办。关键时刻韩国戚出现了，他不管谁美，他需要听话的。杨贵妃心机深沉，曹美人柔顺低调，选曹。
这给杨氏带来了巨大的麻烦，韩氏一门对南宋已经掌控了近两代人，她一个没根基的前儿童演员有什么办法去抗衡。
她被逼到了绝境，尽管自诩智慧女性，也只能使出最原始的那一招——和丈夫卧室说事。魅力搞定一切，她如愿当上了皇后。可她心里非常屈辱，从那一刻起，她把韩国戚恨到了骨头里。
宫廷深处还隐藏着另一个人。这个人在开始北伐前还只是个六品京官，在汪洋般的官员队伍里像一滴水一样随波浮沉，没人注意。
北伐伊始，此人升官到三品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从此，开始引人注目，不是因为侍郎，而是那个兼职。
资善堂翊善，皇子老师。
这个职位一来敏感，二来是因为此人的家学渊源，那是祖传的绝活儿，谁也不敢小看。他叫史弥远，他爹就是孝宗朝的名臣史浩。
史浩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不断地坏孝宗的事儿。从最开始勒令吴璘退兵，搞得川军死伤惨重，到最后驳回废掉李凤娘的命令，让南宋三代君主都在这个悍妇的阴影下发抖，堪称自始至终，“毁”人不倦。
真是孝宗的好老师啊。
史弥远走上了和他老爹一样的路。眼见韩国戚把持朝政一手遮天，他没去争，而是悄悄地退到最深处，着力培养绩优股。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风险也很大。皇子变成皇太子，皇太子升到皇帝，是个充满了变数的过程。谁知道天上哪块�